2、关于蒙弟翁与陈季同决裂原因的推论。

　　1889年10月11日，蒙弟翁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称“我以陈季同上校为笔名为《两个世界》杂志撰稿。我是《中国人自画像》的作者。我以同样的笔名写作了加尔马恩·莱维出版社的《中国人的戏剧》”。文章并披露他替陈季同给读者写回信，“除了签名之外，回信尽出吾手”[48]。文章发表后很快就引来了陈季同的反击，陈在《时报》上刊文宣布与蒙弟翁绝交，称上述两书为自己所着[49]，但承认“部分出自合作”[50]。陈季同的文章引起很大反响，双方以后又在报刊上展开激烈争论。显然，二人决裂的直接导火线是蒙弟翁10月11日的文章，但实际上事情并不如此简单，其背后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综合笔者目前搜集到的文献，似可推论二人决裂有政治矛盾和名利冲突两方面的因素。
　　中法战争期间，蒙弟翁在中国驻德使馆确曾为中方多所谋划，促成中法间的和平谈判，陈季同也在一封信中对他表示强烈的感谢之情[51]。但蒙弟翁还扮演了另外一种角色，即为法国搜集情报、提供信息的间谍。作为一个法国人，或如布朗热所说的“爱国者”，他的行为无可非议。《费加罗报》1894年6月24日（蒙氏去世后数天）头版头条评论蒙弟翁生平的文章就以《间谍》（L’Espion）作为题目，显然作者认为这是蒙氏的重要身份。在《费加罗报》的另一篇文章中，也记述了蒙弟翁从陈季同处获取情报转给法国战争部长万桑（Vincent）的经过[52]。在《北圻的真相》中，蒙弟翁引布朗热的来信用来炫耀，其中有“当他在柏林发现我们的军队陷入北圻事件的悲惨境况无以自拔时，蒙弟翁成功地与我国驻北京公使直接取得了联系”。[53]蒙氏的间谍身份一旦被中方觉察，双方关系趋于紧张应属必然。而蒙弟翁的个性又不甘寂寞，他在1887年出版的那本《一个官员的日记——中国信札及未公开的外交文献集》中，大量引述中方的内部档案及往来信件，这应是任何一国的外交使团都难以容忍的行为，中国驻德、法使馆对他的愤怒可想而知，只是在当时情势下，中方不便公开干涉，隐忍未发而已。但陈季同与蒙氏的决裂已成必然。
　　《中国人自画像》1884年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一年内至少已重印4次，三年内则至少已印到11次。《中国人的戏剧》1886年出版后也受到读者欢迎，年内连印三次。由于署名为“陈季同将军”，由此所带来的大多数利益自然落在陈的头上。评论界称赞此书兼具“伏尔泰的讽刺和孟德斯鸠的深刻”[54]，有人甚至称书中的某些部分可与“柏拉图相媲美”。陈季同频频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倍受青睐。而多次再版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亦令人艳羡，陈在一次致蒙弟翁的信中说：“谁能说我们有一天不会成为百万富翁呢？”[55]无论是作为著者还是作为合作者，可以想见这一切都会使蒙弟翁心理失衡，而蒙氏自己所出版的几种著作却远没有《中国人自画像》那样受欢迎，他在1889年首先向陈季同发难也就不足为怪了。

    3、蒙弟翁所述证据分析。

　　关于蒙弟翁与陈季同之间的公案，我们能够找到的文献大部分来自蒙弟翁的陈述，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所引用的陈季同的信件。由于已不大可能找到这些信函的原稿，因此我们目前只能假定这些信件完全可靠，这是以下论述的一个前提。
　　在《当我还是清朝官员时》一书的前言“一个笔名”中，蒙弟翁引用了22封陈季同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些信件的写作时间从1884年至1887年，1887年只有一封（9月13日），这一年蒙氏化名“一个天朝官员”出版了他的《一个官员的日记——中国书札及未发表的外交文献集》。前文曾认为此书是陈、蒙交恶的因素之一，这一年二人通信较少自易理解。其它信件主要集中在1884和1885年，而尤以1884年为多（11封）。蒙氏引用这些信件主要试图说明两个问题：第一、陈季同的法文水平无法写作；第二、陈季同请自己撰写《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二书。下面试分述之。
　　1884年6月20日，陈在信中说：“我在信内寄给您一篇今天《世界报》上的文章，如果您认为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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