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薛、陈笔战。

　　陈季同于1891年4月17日偕妻赖妈懿离开法回国。陈一到福州，即被逮捕，解往天津，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讯问查办。在此期间，陈虽属被看管之人，失去自由活动权力，但由于李鸿章的庇护，陈可与外人通信，此一点对他极为重要。陈在欧洲是新闻人物，他的行动为新闻界所关注，他本人亦有不少新闻界的朋友。与这些朋友的通信内容，很快就见诸报端，这对于改变舆论一度对他的不利局面作用很大。另外，陈的对手薛福成也颇知利用法国舆论。薛是陈案的发起者，两人间的矛盾极深，薛由此而欲将陈彻底究治，使之身败名裂，甚欲置于死地，而其中又似搀杂有薛与李鸿章的矛盾。薛福成于陈季同离法后向报界撰文，将陈的私债情形公之于众，对陈加以抨击。而陈季同为自己辩护的信件，改变了欧洲公众对此事的态度。
　　薛福成在陈季同离法后的当月，写了两封致《晨报》(Le Matin)的公开信，将陈已撤职回国的信息以出使大臣的名义转达给公众，并在信中称由陈代理之中国借款纯系谣传[85]。薛的表态由于其所代表的政府身份，对舆论产生了不利于陈季同的影响。1891年6月1日薛福成在巴黎写给《北华捷报》的一封信，还表明薛将“陈已被判死刑”的讹传透露给报界[86]。受中国使馆的影响[87]，陈季同的朋友比卢瓦（Henri Bryois）也一度在报纸上宣布与陈绝交，但他不久又改变态度，重又回到陈季同一方。
　　陈充分利用通信的机会为自己辩护。1891年11月10日他在天津写给比卢瓦的信函很快就出现在法国报刊上，信中称其敌人对自己的憎恨是“为了破坏政府借款”[88]，自己的私债也是因借款谈判所欠：“在两亿法郎（三千万两库平银）政府借款的谈判中，八个月只开销两万四千法郎，还包括从巴黎到中国每个字20法郎的电报费！这可能吗？”[89]而薛福成看到陈信后很快致信《晨报》（1892年1月6日）编辑，措辞严厉地攻击陈季同。薛在信中说：“因为在以下情况中有诈骗、失信等不法行为，我以前的秘书已被撤职和降级”[90]。并列举陈的四个罪状：1、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向“巴黎-荷兰银行”私自借款10万法郎；2、为了让薛确认由中国政府负担其债务，伪造薛的信件和签名；3、以中国使馆的名义向克磊索公司借款3万法郎；4、向巴黎某珠宝商购买价值约为一万零六百法郎的物品，并以一张不被承认的支票支付欠款。薛信结尾称以中国政府名义写此信，希望报纸能公平对待，刊登这一“以政府名义进行的正式辟谣” [91]。薛福成的这封信向外界公开了他与陈季同之间的矛盾，法报认为“这在外交界是奇怪的，至少也是反常的” [92]。作为出使大臣，薛的做法显然考虑欠周，因为此举会对中国外交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破坏清政府的外交形象。薛的举动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薛及庆常对陈季同嫌怨甚深，试图使陈“身名俱裂”；一是薛等在陈的私债事件中受到较大的压力。前已论及李鸿章在此事件中站在陈季同一方，这是来自国内的压力，而薛福成、庆常等也受到欧洲舆论的不小压力，众多报纸的态度都倾向于同情陈季同。
　　陈季同此时虽远在天津羁押，但在比卢瓦的帮助下，他很快就看到了薛福成写给《晨报》的信。3月8日他写信给《晨报》，对薛的指控以反问的形式做了回答。陈的回答有八个反问，主要涉及四个方面：1、关于以中国政府名义借款10万法郎的指控。陈受政府命负责洋债谈判，10万法郎借款是用于谈判的准备工作。如果薛不干涉，并充当“执达役的角色”，此项借款已经归还。2、关于伪造薛福成签名。在巴黎使馆时，所有文件及证明均由陈季同起草和准备，而薛不识法文，只是签署陈所呈览的文件，因此陈无伪造薛签名的必要。3、关于欠克磊索公司3万法郎。陈曾欠克磊索公司2万法郎，且在他离法前的1891年4月2日，已用一张伦敦中央银行（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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