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探明法方对越南问题的态度。

　　陈季同在六月十六日和六月十七日以私人身份分别谒见法首相茹费理和外长沙梅拉库（陈文中称为沙里曼拉古阿），这两次晤谈是此行的主要活动，以此探知了法政府的态度。当陈晤茹费理时（陈文中称里飞里），谈话一开始便问：“究竟法国何意？”茹答曰：“法国初意欲使越南践约，并添兵保护通商。今李维业被戕，又需以复仇为先务，绝无吞并越南之意。”进而，茹费理更明确说：“现法国但欲复仇，并使越南践约，中国似可静俟细商。” 此为法首相对当时越事的态度，实即法方欲抛开中方，单独行动。法方此种态度既无视当时中越间的宗藩关系，也不顾中国体面，则在中方无法接受实为必然。在沙梅拉库与陈季同的谈话中，法国的要求较为具体：“中国欲表其无寻衅之心，需调回驻越之兵；若能协力剿灭黑旗，更觉要好。”又“今亦甚愿中国如前办理，先行禁止华民过界，一面不派华兵，听法国自靖黑旗，则凡事易商矣。”[20]而当陈询问法方“未商量之前，法国能按兵不动乎？”时，法方则不予考虑。法国所谓“凡事易商”，在此不过是外交托辞，其本心实未以清政府为意，而自视军力强大，但求我行我素，任意行事。在这种情势下，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实难避免。

    2、搜集各类情报。

　　与首相和外长的晤谈使陈了解到法政府对越事的态度，除此之外，陈季同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是搜集各类军事、外交情报。身为使馆军事参赞（Attaché militaire），这也是陈的份内之事。在谒见外长的同一天下午，陈季同请海军部司官博乐脱吃晚饭，“并探法国在越南兵丁、船号数目”。他详细记录了法国海军在中国海、东京海口、东京沿海及西贡沿海的部署情况，当天就“将以上各节摘要略禀告李大臣”。[21]
　　陈季同通过与朝野众多人士的交往，洞悉法国各界政情。六月十八日及二十日，陈分晤议员葛拉乃、葛萨额，此二人反对政府对越用兵，代表法国部分议员的意见。葛萨额甚至劝中国暗给法各报馆津贴，“使劝法人不与中国争执，力言中国实有管属越南之权。”陈在半月内还与德理文侯爵和商人密罗讨论，二人也主和议。德理文更为中方谋划方略：“一面在天下各国声称法国不认中国管属越南之权，始终不懈；一面励精图治，讲究武备，培养人材，以数千人常守滇、粤与越接壤之地，不过越界，以供不时之需。”[22]此类谋划虽未必佳，但可见法国内部对越南问题议论纷歧，实为中法战争的结局埋下伏笔。

　　3、表明清政府态度，维护和局。

　　陈季同在与法政界人物晤谈时，将清政府的意见转达法方，此时他所习的公法律例使其在辩论时较为主动，如他反驳前西贡总督得飞赖曰：“中国既非不欲通商，又非不喜与法国为邻。现在所议者公法为先，利益为次。越南纳贡于中国者经几年代，各国皆知，法国欲保护越南，或欲取越南寸土，中国必应与议，若事与越南不利，或与中国体面有关，中国自可不允，亟为越南出力，此亦中国本分之事，万国公法不可易之条。法国执政素称明理，何可不察？”陈以“公法为先，利益为次”作为中方处理越南问题的原则，实深受西方外交理念影响，他是在以西方的方式阐述中方立场，法方难以反驳。在与法首相晤谈时又明确表明中方态度：“中国则但知越南为其属邦，凡事理应与议，患难应为解围，保护自己之权，办理本分之事，始终如一，仍不欲与法国失和。”[23]陈在阐述中方立场时掌握了分寸，既强调了中国与越南间的宗藩关系，提请法方尊重“中国体面”，又表明中方本无意与法国为敌，并抱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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