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私债结局及舆论倾向。

　　在陈季同的私债事件上，法国外交部积极介入，并且力主撤陈职，这种态度耐人寻味。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存有关于此事件的卷宗。主要包括13份陈季同与其债权人往来信函照片、薛福成与斯恭塞格通信及数份报刊文章的复制品等文件，可见当时法国外交部对此事相当关注。1891年11月25日，驻华公使李梅（Lemaire）向总理衙门递交了一份关于陈季同的照会，要求清政府代陈归还私债。其后李梅又与总署多次信函往来讨论陈私债问题，并援引60年代法国人雷尼赛耳（Légénissel）事件，认为清政府应对陈的欠款负责。而当陈季同欠款已偿后，李梅更要求总理衙门五年内不再起用陈季同[93]，可见法外交部对陈季同嫌恶之深，欲将其从外交界除去而后快。
　　陈从福州家中被解往天津后，一直处于李鸿章的庇护之下。实则此案从转往天津以后就已经可以推测其结局，即陈将受到李的保护。陈与洋夫人赖氏回华后“一贫如洗”[94]，陈家“悉贷产业、图书、玩珍”[95]，共凑银两万两，集赀以还债，“仍少本银六千两有零”[96]。但由于伦道呵在法国为其转圜，陈季同私债的三位债权人同意以两万金清偿。1892年7月，伦道呵为陈季同在巴黎清结欠帐。至此，陈的私债案得以解决。由于偿还了欠款，陈季同不久又得以恢复原官。[97]
　　关于这起私债案，时人多有评述，报界多站在陈季同一方。比卢瓦在《北华捷报》（1891年12月31日）上撰文认为陈季同之失势“主要是因为他的中国敌人，小部分是由于他自己的毛病”，他又引用天津武备学堂总办[98]的话说：“请想一想，您的朋友（即陈季同）引起了几个身居要职的高官的嫉恨。而不用说，嫉恨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陈季同在巴黎所处的特殊地位。作为一个下属，他的地位超过了其上级——巴黎、伦敦、布鲁塞尔和罗马全权公使。”[99]这种看法可以看作是对私债案原因的一种较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有一点我们不能忽视，即陈季同办理洋债事务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时醇亲王和李鸿章主张借外债三千万两修芦汉铁路的举动，受到国内舆论反对，借款谈判初期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后醇亲王死，此事搁浅。陈季同是此项借款中的关键人物之一，反对借款的官员借渲染陈的私债，来暗示借款当事人有贪污行为。因而对他反感有加，欲除之而后快。私债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1891年12月4日总理衙门给各国驻京公使的照会，其内容是限制各省督抚向国外借款。[100]

　　通过详考上述三公案，我们澄清了某些不利于陈季同的传闻，也看到了此人品行上的某些缺陷，但欲评论其历史功过，还应对其一生的言行作通盘考虑。实际上，陈季同一生的经历颇具悲剧色彩。
　　作为一个外交官，陈季同因私债问题被撤回国，从此不得重用；他回国后从事的一系列洋务和维新活动也多没有完满结局；他中年丧偶，晚年法国夫人又离他而去，年才五十余岁就猝逝于南京。这些遭际固然与他文人性格的风流放诞、不修边幅有关，却也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使然。与陈季同一起赴欧的严复、马建忠等人的命运又会好到哪去呢？严、马二人同负不世之才，也一样是沉于下僚，郁郁不得志。马建忠更被清流指为“汉奸”[101]，人争欲杀[102]。陈季同与严复、马建忠等留学生的命运，与其说是个人悲剧，毋宁说是时代的悲剧。中国的传统体制，实际上难以容下精通西学的人物真正施展所学。当政者对待西学的态度有些叶公好龙，难以摆脱“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103]的传统思路。毋庸讳言，陈季同在私债问题上以及回国后的一些商业活动中颇有让人非议之处，但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却也令人钦佩[104]，而他在反对日本割占台湾时表现的气节，更可见出他在危难之际不受羁勒之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也是我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曾朴评价此事说：“光绪乙未，台湾独立的事，先生曾奔走尽力，差不多和摆伦助希腊的精神一样，虽无成就，然激昂慷慨的气概，至今还历历在目。”[105]我们认为，陈季同一生虽细行有亏，但大节无损。

[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业师孟华教授的具体指导，谨致谢忱。
[2] 目前国内外关于陈季同的研究只有寥寥几篇。较早关注陈季同这个人物的学者是法国高等科研中心的巴斯蒂夫人。她1985年在日本《东亚》杂志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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