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私债问题本末

　　陈季同与蒙弟翁的笔墨官司尚未了结，他的私债问题又接踵而至，这一事件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中法关系中是引起轰动的新闻，法国的报刊作了大量的报道，上海的西文报纸也参与到“陈季同事件”的讨论之中，继著作权争论之后，陈季同又一次成为新闻人物。此一事件体现陈季同为人处事的风格，关系到对其一生的总体评价，因而有辨析之必要。陈季同的私债事件并非孤立问题，牵涉诸多人物，更与当时清政府的一次外债计划关系密切，以下拟从四个方面分析这一事件。

    1、洋债谈判。

　　中国近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于清政府的对外借款借助颇多，外国资金的引入对于民族工业的利弊，前人多有讨论，此不赘述。而从中法战争以来，各省督抚举借外债已非罕见。但由于借款渠道不一，所以利息较高，一般在6厘以上，甚至有高于9厘的[68]。各省借债由于并不通过中枢机构，清政府亦无筹措资金的更好渠道，只有听任其行事。
　　陈季同久在欧洲，交游广泛，与欧洲工商界人士多有交往，因而对各省洋债情况所知甚悉，“尝默记当时各省所借外债为数甚巨，息约六七厘、八九厘不等，若合借一家，年可减息银数百万金”[69]。陈季同认为如政府出面借银，可降低利息，有利于国家。他为此事上条陈于李鸿章，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恰在欧洲，亦力主之。李鸿章赞同此议，而主政者为醇亲王奕譞。李以此事告之，奕譞也赞同，并与李商议借银三千万两，创修芦汉铁路。此为1889年夏秋间事。
　　从1890年开始，陈季同在欧洲除了处理日常外交事务之外，主要忙于与银行家谈判借款事。从光绪十六年三月至十七年二月，陈季同与李鸿章之间电报往还频繁，均讨论借款。[70]陈季同所接洽的银行家是奥地利人伦道呵。李鸿章随时把指示电告陈，陈则在巴黎与伦道呵谈判。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二十三日，李给陈的指示为：“借库平银三千万两，分三年交清，径运天津，运保费该商自认。每年四厘半息，收银若干，即日起息，一俟三千万兑完，再按年均还本息，每年连付本利在内不得过二百万。”这一指示实际上是根据陈季同光绪十五年（1889）十月致李鸿章来信大意而定，与以往各省借款相比，年息四厘半应属较有利的条件。伦道呵初颇为难，经陈季同近八个月的艰苦谈判，伦最终让步，全部允诺李电稿内所定条件。至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陈季同将双方所订合同寄呈李鸿章，等待清政府的批准。此时却突生变故，奕譞薨，无人主持借款，而李鸿章权力有限，况且此事从始至终便有不少反对者。合同还在邮寄途中，先是“廷议借款缓办”[71]，不久，“廷议洋债已作罢论”[72]。这样，陈季同耗时一年苦心经营的借款以失败告终。在此种背景下，陈的私债问题接踵而来。

    2、陈季同的私债情形及风波起因。

　　陈季同在欧洲的日常生活所费不赀，尤其是他经常出入外交界、政界的沙龙、舞会，生活方式相当欧化[73]，作为一名参赞的薪俸不足以供其维持日常支出。最晚于1889年，陈已开始大量借债。他当时的身份为中国驻法使馆参赞，而出使大臣常驻英国伦敦，巴黎使馆的日常事务由他负责。他的交游广泛，向银行借款自非难事，何况他是以使馆的名义借债。到1889年7月，陈从“巴黎-荷兰银行”累计借款10万法郎，陈又向克磊索（Creusot）公司借款3万法郎[74]。这两笔借款合计13万法郎，数目颇可观。此为刘瑞芬任出使英法大臣期间的事情。
　　1890年春，薛福成接替刘瑞芬职到伦敦使署，不久即接到“巴黎-荷兰银行”来信催索欠款，薛命陈季同来英查问，陈答应尽快结清。这种回答实系敷衍之词，因为陈季同此时无力偿还欠款。私债问题本属陈个人问题，可以让其自行解决，无论陈季同与其债主如何协商及诉诸法律手段，中国使馆似不必直接参与。但薛对此事极重视，“恐伤中国体面”[75]，以催陈还债自任，主张严办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