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回信就太好了：那么我请您拟一封回信。”[56]信中提到《世界报》上的文章名为《救济院的婴儿》，是针对陈发表在《两个世界》上的《慈善工作》而展开的讨论。此文措辞尖锐，对当时中国的弃婴、溺婴陋习加以猛烈攻击，指责陈美化中国的慈善制度。陈季同请蒙弟翁回信，后者遵命行事，但回信未发表，其内容不得而知。同年7月1日，陈要求蒙氏为一位年轻女子撰献辞。1885年5月28日信中，陈请蒙氏替自己为《弗拉卡萨报》（Fracassa）撰写关于意大利的文章。以上是蒙弟翁欲证明陈季同法文水平不佳而引用的陈氏来信。诚然，陈曾多次向蒙氏求助，但不足以证明陈氏无能力用法文写作；恰恰相反，蒙氏所引证的信件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即这些措辞正确、表述丰富的信函，恰可反证陈季同的法文水平还相当不错[57]。
关于陈季同请蒙弟翁代笔，陈1884年5月12日致蒙弟翁信中说：“给您寄去我的书的封好的校样，请您校改。由于没有原稿，我无法自己承担此项工作。那些先生们将手稿给了《两个世界》杂志，并将从下月15号起开始刊登。”[58]蒙氏引此信时特别强调“由于没有原稿”一句。但后面一句“已将手稿给了《两个世界》杂志”恰可解释原稿的去向，而且即使原稿在蒙弟翁手里，亦不足证明陈季同没有写过文章的初稿或参加原稿的写作。而蒙弟翁的说法却是陈完全没有参与《中国人自画像》一书的写作，他这里所举显然是证据不足。又同年6月13日，陈信中提到按某种汉学书目将一些书寄给蒙弟翁，并说“我预见到您建议我出版的下一本书将是非常有趣的”[59]。“下一本书”指的是《中国人的戏剧》。又同年8月4日信中，陈写道：“《前厅》一章很迷人。也许最好别把它给报纸。您觉得怎样？因为我们要把它结集出版。”[60]《前厅》是《中国人的戏剧》一书的首章，陈在处理此文时征求蒙氏的看法，似可证明蒙氏是此文的主要作者，但却不能由此推断《中国人的戏剧》全书都出自蒙氏手笔。
综观蒙弟翁所引证据，均不能完全证实他的观点，即署名陈季同的两种著作完全由他代写。他公布的陈季同的私人信件也未能帮助他达到收回著作这个目的，相反，巴黎的报界都站在陈季同一方[61]。
4、对此公案的综述。
蒙弟翁自己在《当我还是清朝官员时》一书中说：“巴黎的报纸看来首先支持这个中国青年的诉讼”，他在书中也多次抱怨《时报》不愿刊载自己争回著作权的文章，对他给予不公平的对待。可知当时的舆论对蒙弟翁很是不利。舆论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一直持续到蒙弟翁死后。1894年7月11日的《费加罗报》上刊登了一篇潘若思[62]的文章《关于弗果·德·蒙弟翁的真相——其生活、政治使命及死亡》。文中谈到陈、蒙公案时说：“弗果·德·蒙弟翁为了迎合他的朋友（指陈季同）单纯的想法和强烈的自尊心，合作撰写了两部轰动全巴黎的迷人著作：《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此后，陈季同成了一位颇受欢迎的讲演家，并荣获“法国一级教育勋章”[63]。此一“合作”的说法代表了当时法国舆论对著作权问题的看法。而法国汉学家考狄对此事的观点更有利于陈季同，他说：“他（即陈季同）非常聪颖，性情和蔼而又很乐于助人，他用法语讲话和写作都极为风趣。弗果· 德· 蒙弟翁先生曾要求收回以陈的名字出版的作品的著作权，但我非常了解陈，他完全有能力写这些书。”[64]
蒙弟翁在其书中对陈季同的法文写作能力加以否认，而实际上，陈的写作能力在蒙去世前就已得到证实。陈季同一生的著作并非只有《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两种，我们已见到的法文著作就有八种，还不包括某些文章的单行本。在上述两书之后，陈季同又出版了《中国故事集》[65]（1889）、《中国的娱乐》（1890）、《黄衫客传奇》（1890）、《巴黎人》（1891）、《吾国》（1892）五种著作。蒙弟翁去世10年后，陈又在上海出版了法文轻喜剧《英勇的爱》（1904），而这些著作并没有人宣布“收回著作权”，又与蒙氏无涉，我们无法否认陈季同是这些书的作者。况且，从写作风格分析，后来的这些著作与前两部一样都保持了较为幽默风趣的笔调，并无明显差别，这一点也可证明陈季同至少参加了前二书的撰写，蒙弟翁完全剥夺陈的著作权既证据不足，也不合情理。
陈、蒙二人关于《中国人自画像》和《中国人的戏剧》两书的公案，从研究者的角度讲，找到一锤定音的“死证”几乎没有可能，只能依据现有的材料推断孰是孰非。从现有的文献来分析，二人合作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有四：
其一，陈季同公务繁多，无力独自完成《中国人自画像》的全部文章，需蒙弟翁协助；《两个世界》杂志1884年5月—6月间刊出了书中的18篇文章，文章应作于此前。从1883年回欧后至1884年6月，陈季同一直忙于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陈无法专注于写作，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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