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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同还以其外交手段，促使法方解除了脱利古的特使职务。脱利古本为法政府特派中国讨论越事的使节，为人急躁、傲慢。当他与李鸿章在上海会谈时，语气蛮横，开口便要挟中国：“如欲与法国失和，我已预备整齐，断不因循退让！如中国派兵明助越南，或暗助，可先说明。如不助越，要取一确实凭据。”进而又强横地要求李：“请速电告国家，明示日后永远不管越事，给我一文书凭据”，并且竟然问李“有何权柄办理此事？”李鸿章答以：“我系当朝宰相，汝系法国使者有何凭据？”[24]脱利古出示电报，李鸿章拒绝承认，谈判遂不欢而散。陈季同在与法首相及外长会晤时都谈及脱利古的外交失礼行为，法外长于是向陈保证：“中国以后必无傲慢之法使。”不久，脱利古被撤回国，由新使巴德那（Patenôtre）接任，因而李鸿章认为“脱使之前倨后恭，及别派巴德那驻京，盖由陈季同讽之也”。[25]
陈季同此次巴黎之行本为奉命行事，其言行非任意妄为。《密记》中因而较少主观议论，而多客观记述，但细读《密记》全文，仍可看出陈对中法关系前景的判断。他在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谓：“法国今日之意，必不肯先开战端，然又不肯先行说出，因恐黑旗为华、越所指使，他日若得中国或越南帮助，则必须与中国及越南有事。故外部先埋根基，为他日筹饷拨兵地步。”陈的分析指出了法国政府当时颇为尴尬的处境，一方面法方不能容忍黑旗军在越南发展势力，威胁法国利益；另一方面法方对与中国的战争并无必胜把握，不愿挑起法、中冲突。陈季同将此信息传至中枢，对越南问题颇主和平处理，其个人趋向与李鸿章一致。在《密记》中我们见不到像当时国内主战派那样的激烈情绪，而多是进行冷静的分析和机敏的辩驳，显现出陈作为一个外交官不亢不卑的风度。但陈对中法战争的危险又具清醒意识，在《密记》结尾，他从电报中得知法军在越南南定取胜黑旗军和越军后，在日记中写道：“今法军前进，仅离巴[北]宁四十里，而巴[北]宁有六千华兵镇守，恐不日将交锋也。是从此多事矣。”陈的推测很准确，四个月之后（十月二十七、八日），法军炮击清军防地，中法军队正式交锋，战争也由此升级。这种局面是陈季同所不愿意看到而又无力改变的。
陈季同所探知的法方情报为李鸿章所采用，李在给总署函中称“察其执政与陈季同面谈者，非欲与中国开衅，又不肯分界保护，此事殊不易处置也” [26]，措辞、口气与陈如出一辙。显然，陈季同的《巴黎半月密记》对李鸿章处置越事产生了影响。
陈季同的巴黎之行还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开辟了中法谈判的新渠道。由于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与法国外交部在越事上发生龃龉，法方很想抛开曾纪泽，另寻谈判途径。此时陈季同与法政界的主动接触，使法方认为上述意图有实现的可能，因而法外交部令其驻德国公使与李凤苞接触。法国驻德公使郭式尔于七月三日约见李凤苞，表达法国政府的意见：“前接法外部来函云，有贵使馆随员陈季同过巴黎，曾与晤谈，外部甚喜，且喜尚能与中国人晤谈，因此想及贵使为欧洲所见重，或肯商议此事，是中法交情可将断而复续也。”[27]李凤苞在随后的“致北洋大臣电”中亦称：“法国驻德使述其外部语：今巴黎不能商，脱使有病亦不能商，只可与苞商。”[28]所谓“巴黎不能商”，其意实指曾纪泽因持论强硬而见恶于法方，使双方会谈无法正常进行。法方“深愿另有一明白和气之熟人，近在巴黎，常与外部面谈”[29]。“近在巴黎”之“明白和气之熟人”应指陈季同，但这只是法方的一相情愿，以清政府之常例及当时情势，陈季同都不可能成为中法外交谈判的主角。李凤苞同样也不敢越俎代庖以招曾纪泽之怒。[30]因此，李凤苞在两次与郭式尔的会谈中都持规避态度，不肯干预曾纪泽与法方谈判，但他又将法方试图另寻谈判渠道的信息转达给总署，后者不能不对此种情势加以关注。数月之后（光绪十年四月），总署撤曾纪泽兼使法国职[31]，由李凤苞暂时署理，于是李凤苞取代曾纪泽而成为与法方谈判的主角，陈季同从此亦得以参加大部分中法在欧洲的接触。
李鸿章对于陈季同这一时期在中法交涉中发挥的作用甚为满意，因向总署荐陈之功，赞其“深知大体”[32]。李凤苞和陈季同由于与李鸿章较深的渊源关系，他们在随后的对法谈判中都秉承李鸿章的意图，基本上一力主和。从光绪十年四月始，李凤苞兼署驻法使臣，陈季同升任参赞，陈氏的主要活动从柏林转到巴黎。在光绪十年闰五月至七月初一的这两个月时间里，陈季同随同李凤苞十次谒见茹费理[33]，辩论谅山事件以及《中法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议》）问题，但实际上局势逐渐导向全面战争，外交谈判已无济于事，双方的主战派都寄望于战场上的胜利。七月，中国驻法使馆降旗，李凤苞离法回德，李鸿章命陈季同“改装密探”，陈由此留在巴黎，“确探舆论情伪”[34]。通过与日意格等法国政界人物的联系，陈季同不断地将有关法国舆情转告国内，直至中法停战。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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