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则逸事的流传，对于确定陈季同在中法战争中的角色关系非浅，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此手来解开谜团。该文有四处史实错误：1、镇南关战役（1885年3月）时，驻德使臣非李凤苞，而是许景澄，李于上年（1884年）10月27日即卸任[4]。2、陈季同妻时为刘氏，居福州，当时他尚未娶法国女子赖妈懿为妻。刘氏于1888年病殁[5]，陈娶赖妈懿应在此后，因此文中所谓“先泄其谋于妻”纯是附会。3、中法最后和议之成非由美国“排解”，而是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及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 1833—1907）促成，并由后者在巴黎草签“停战撤兵简约”。4、德法关系当时虽非友善，但不至于交战。中方曾与德方接触，促其以兵相助，但遭婉拒[6]。以此四处错误，上述逸闻已不足信。然而陈季同在中法战争中确实参与了重要的外交活动，他所起到的作用值得分析。
　　中法冲突源于越南问题。越南与中国南部三省毗邻，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是其宗主国，越南为中国的藩属，地位同于朝鲜。法越正式关系起于十八世纪，源于法国传教士的联络。法政府介入越南政治生活，其最初动机概为二端，一为“以越南为对抗英国之工具”，一为以“越南为通商中国之道路”。[7]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法政府在越南采取积极政策，颇欲吞并越南，是则与中国利益发生冲突。
　　清政府对越政策的基本点是要维持现状，保持中国对越的宗主权[8]，本无意过多介入越事。但法军在越南的行动逐渐从南圻推进到北圻[9]，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觉。国人颇有“唇亡齿寒”之忧，促使政府在与法国交涉上采取强硬政策。
　　中法之间关于越南的交涉最初主要在欧洲进行。中方代表是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法方是其外交部长[10]。双方交涉始于1881年，而争执焦点在法国无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必欲向北圻发展其势力。不久，双方各派兵入越，形势箭拔弩张，此时外交谈判也陷入僵局[11]。法外长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恶曾之强硬，拒绝与之谈判越事。曾纪泽在一次致总署函中述及此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法廷之恶纪泽久矣。文牍则经年不复，而[面]谈则纯用粉饰，议事则迄用无成，纪泽已不胜愤懑。本年夏间[12]，沙梅拉库直向议院痛诋纪泽；宴各国公使，独无请帖到中国使署。纪泽含垢忍辱，抑郁百端，大惧奉命无状，不仅身负国恩，而贻误边疆大事，罪尤难逭。”[13]
　　曾纪泽与法外部的这种难堪局面，使中法间的交涉难以正常进行，双方中枢机构于是都谋求其它外交渠道进行接触，以求解决争端。当时中方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机构虽是总理衙门，但北洋大臣亦有权不经总署处理外交问题，因而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实际上在中法交涉中担当重要角色。李鸿章颇主“和议”，意在“和法战日”[14]，与曾纪泽、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等主战派意见相左[15]。李当时对中日两国发生关于朝鲜问题纠纷顾虑颇多，不愿在国际上再树强敌，更恐日、法两国联合对中国作战，因此主张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持重行事，勿失和局，而注力于国内的海防、洋务，以图日后与列强争雄。李鸿章处置中法越南问题的这一思路对陈季同的外交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事实上，陈也正是在李鸿章的直接授意下参与中法之间外交斡旋的。
　　陈季同从1878年随李凤苞赴德任职后，其主要外交活动是在德国进行的，而中法之间的交涉应由出使英、法大臣办理，也就是说，陈本无权直接介入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但陈不但介入了此事，而且在其间斡旋折冲，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与李鸿章的授意直接相关。1882年（光绪八年八月），陈季同请假六个月回闽修墓，北洋大臣李鸿章命其于1883年春赴天津汇报“外洋情形”。李鸿章所询“外洋情形”与越南问题关系密切，李认为陈季同“前在巴黎有年，与其相臣、外部、议员等颇有交情”，因而“嘱于今春来津面询一切”。询问之后，李又“密令于路过巴黎小住半月，查探该国执政情实”。[16]陈季同返欧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实因遵有李鸿章之“密令”。
　　谒见李鸿章之后，陈季同即携带北洋所派赴德国学习工匠四人返欧，途经上海，曾会见刚卸任之法国驻华公使宝海（Bourrée），又于船经香港时遇法国特使脱利古(Tricou)[17]。陈于途次得知法驻越军统帅李维业中校(Henri Rivière)被黑旗军擒斩的消息（时为四月中）。此时中法间的关系已因这一事件而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陈季同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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