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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史事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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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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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苦的是如康熙皇帝所说“尔前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尚并轻尔者。”[45]这种轻视，实是漠视。任内大臣十三年中，施琅无所事事，故有大把时间“究经史”、“鉴古将略”[46]。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施琅千方百计寻找同盟军，与李光地拉关系，“使人致意云，君来，上问，将千万为渠留意。”[47]其实，施琅所面临的这种状况，在清初还不是最坏的。
境遇最坏的是被编入旗下受到严密监视乃至罗织罪名被杀掉的，著名者有三位。一是河南地方武装领袖李际遇；一是原明跋扈军阀、东平侯刘泽清；一是投降之际讨价还价、不安其位的总兵高进忠。
李际遇是明末与沈万登、刘洪起并称的河南三大“土寨豪首”之一，与李自成农民军及明朝官军都保持一定距离，在彼此攻杀中拥兵坐大。崇祯十七年，沈万登因与刘洪起火并而死，刘洪起也在次年清军南下汝宁时被杀[48]，惟李际遇“将所据一府二州十二县大小山寨千余，兵二十七万”[49]赍书降清，但又徘徊观望，引起清廷猜疑，顺治四年他与原明襄卫伯常应俊[50]、原明督师“闲散官”丁启睿以及手下一批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将领以“坐与贼党王道士通谋”之罪，并兄弟及子俱伏诛。[51]
刘泽清通约谋反案，始终只有人证，没有确证，被视为一个疑案[52]；乾隆钦定《明史》也说因恶其反复诛之。可以认为，刘泽清正是作为明末跋扈军阀的代表被清廷借故杀害的。
高进忠为故明总兵，顺治二年八月在降清之前要求“明降上谕，授为某官，是何品级”，这种“求加职衔，要索俸饷”的行为，严重触犯了清廷的忌讳，顺治四年六月以“隐藏兵器、潜带假辫”的罪名，与李际遇前后脚被杀[53]。
降清明将普遍的境遇是闲置。明末以来影响大较大的刘良佐、左梦庚、董学礼等，无出格举动，入旗后经或长或短的闲置，被自然淘汰，悄然消失于历史舞台。如刘良佐进京后，仅于顺治五年随谭泰征剿江西金声桓，任散秩大臣至死；左梦庚顺治六年曾随阿济格到大同与姜瓖叛兵作战，后即病死京城；而河南一霸董学礼则直到顺治十六年，在郑成功北伐达到高潮时才出任随征浙江总兵官，驻温州防剿，事后调往湖广参加围攻李来亨的西山之战，在招降王光兴、蒋尚膺等时出了最后一把力。
而对这些头面人物以下次一级的将领则放手任用，不仅可以领兵作战，而且往往得到较快、较为明显的升迁。如左梦庚部下总兵正蓝旗的李国英、镶蓝旗的卢光祖在顺治三年即随肃亲王豪格征战四川，李国英后仕至四川总督，是降清总兵中升擢最显的一位。又如曾擒弘光献俘的原黄得功下总兵田雄，投降一年后即被升为浙江提督，一直与张名振、张煌言及郑成功等东南沿海抗清武装作战，因镇守海疆有功“故特授侯爵”，一直维持到乾隆年间，“定世袭侯号，曰顺义”[54]。很显然，清廷将跋扈、有威望、有影响的或不可靠的高级将领加以闲置，或借故杀害，彻底消灭，而起用一些二、三流的将领，这样做，不仅可以消弭隐患，而且可以促使降将竭力效命。今将《实录》、《清史列传》、《八旗通志》、《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等材料中所载的部分明朝降将分编八旗的情况列一简表（参见附表二），很明显可以看出，降清的高级将领大都集中在正黄、镶黄、正白这上三旗内（包括内务府）。
施琅入旗后的经历说明，清廷显然是将他置于二三类降将之列。这种定位，也是影响施琅平台方略得以实施的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清史列传·施琅》传谓“授琅内大臣，隶镶黄旗汉军”[55]，此“汉军”两字值得斟酌。
王钟翰师曾经指出，台湾郑氏在兵临城下之际，被迫出降，后郑氏家口及僚属相继入京，俱收编于内务府三旗户下。同被编入内务府三旗的还有降将马自德（汉阳王马进忠子）、沐忠显（国公沐天波子）、艾承业（延安王艾能奇子）、孙征淳（义王孙朝望子）等，同属“内务府三旗”，而内务府三旗之人，如《题名录》、《缙绅录》等照例不写“内务府”三字，而隶内务府的包衣汉人习惯上又称为“汉军”（即包衣汉军），很容易与八旗“汉军”弄混，这一点“治清史者不可不知”。[56]
从八旗制度看，八旗例分八旗和内务府（包括王府）两个不同系统。故旗人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及内务府、王府包衣及旗下壮丁、家奴等不同身份。旗人之间等级分明，贵贱不同。就以内务府论，有包衣人和管领人两种，管领人也称辛者库，身分低于包衣，但高于旗下家奴，拥有独立户籍，是正身旗人，但与包衣一样，仍摆脱不了奴仆的身分，是一种“非贱民的奴仆”[57]。也就是说，内务府人是皇帝和宗室王公贵族的奴仆，但不是一般旗人的奴仆。从内务府系统转到八旗系统，历来被称为“抬旗”[58]。抬旗，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内务府三旗抬入八旗，二是由下五旗抬至上三旗，三是依照八旗排列次序由下一旗抬入上一旗。抬旗或因建立功勋，或以上承恩眷，如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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