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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史事探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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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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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于消弭，海外之藏奸莫测，当思杜渐”。他屡屡建议“审弊立规，以垂永久”，“设法画定互察良规”，“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而祸患无自而萌，疆圉永以宁谧”[34]。联系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施琅的有关海防思想，越发显得有前瞻性和预见性。但是这种思想没有成为清廷海防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也许又是影响清朝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件事。当清朝统治建立、巩固后，在治理海疆方面采取保守政策，人所共知，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统一台湾后，清朝“基本上已具备控制台湾海峡的条件”，但是台湾的海防，在嘉庆朝以前，仅是水陆汛塘部署的概念，在鸦片战争前后，则加重沿海要冲、港澳的防守，洋务运动以后，渐指为应付列强侵略所做的一切防御及相关工作，对海防的理解，迟至十九世纪以后才警醒，而清廷“以陆制海”的政策，更“凸显其海防政策的盲点”。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海疆多为汉人所居，海战又为八旗所短，所以在将权利下放至沿海各省督、抚的同时，亦暗藏戒慎之心[35]。所以，施琅“天下东南大势在海而不在陆”的杰出思想不被重视，使清朝后来付出了惨痛的历史代价。当时看起来也许不起眼的历史事件，其影响和后果需要上百年乃至几百年才能看得到，看得清楚。
二、关于施琅入旗问题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进京入旗。康熙八年十一月甲午，兵部议：“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自海上投诚，授为右都督，今已归入镶黄旗，应照例改为精奇尼哈番（满语jingkini hafan，汉译子爵）。但施琅投诚后，劳绩甚多，请加伯衔。”从之[36]。了解施琅“归入镶黄旗”的背景及其相关问题，对研究施琅的生平当不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将降清明将编入八旗，这是清廷的一贯政策。
顺治二年十月，将降清的原明“公、侯、伯、总兵、副将、参、游等官三百七十四员拨入八旗”[37]。编旗的方式则有两种。一是将各地降清的投诚官编入八旗下某一佐领中进行集中的管理。如正黄旗汉军头参领第二佐领，顺治三年编设，是“将淮安设诚官十员，随左梦庚投诚官五员，江宁投诚官一员，福建投诚官一员，瓜州投诚官一员及其随来壮丁编为一牛录”组成的[38]，这些投诚官分别是原镇守淮安、武昌、南京、福建、瓜州等处的明军将领。又如顺治二年编设的镶蓝旗第一参领第一佐领和第二参领的第四佐领，也是将“各地投诚官员”或“投诚官兵”编立而成。[39]另一种方式是将某部明军分散编入八旗不同的佐领中。如随左梦庚进京的投诚官兵就被分散编入八旗内十八个佐领之中，而在这十八个佐领中，可以确定完全由“随左梦庚投诚人员”或“官员”、“官兵”编立的完整佐领就有十二个，其他六个佐领分别由随左氏设诚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世职人员管理，二者结合，可以清楚地看出左氏所部的下落（参见附表一）。
大规模将降清明军明将编入八旗佐领，在清初有两次。第一次即顺治年间陆续编旗立佐领；第二次是康熙十八年至二十四年之间对原“汉三王”耿、尚、孔及续顺公沈志祥所属人员编旗立佐领。后者是将一直游离于绿营系统以外的独立藩军系统进行改编，或进京纳入八旗汉军或内务府三旗包衣佐领，或散处内地、边疆从事务农、当差，各地的绿营也有所变动。至此，清朝军制的改革过程基本完成。在这两次大规模编旗之间，尚有一些陆续编旗的事例。
与施琅入旗前后，尚有康熙六年承恩伯周全斌、遵义侯郑鸣俊及子缵成、慕恩伯郑缵绪及子修典等“皆召入京，归旗。”[40]当时，清朝部议将海上投诚官兵移住外省屯垦荒田。根据档案材料，武装押送投诚官兵前往山西、河南等地，是雷厉风行地执行的，这就不免令人疑惑，“清廷既然希望以招抚解决台湾郑氏集团的问题，那么，就应当善待已经归降的广大郑氏官兵，俾已降者安心，未降者动心”。但是，如果联系清廷对降清明将的一贯政策，猜疑之心既然不灭，所谓“善待”至多只能是官样文章。
这些被编入旗籍的降清将领们，不仅对旗主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甚至其日常行动、家居生活也受到八旗各级官员尤其是佐领的监督和控制，因此，明末以来飞扬跋扈、拥兵自重、干涉朝政、不听号令的武将们入旗之后，就象龙离于渊、鱼离于水一样再也“风尚”不起来了。如郑芝龙，因其长子郑成功率有清军奈何不得的强大武装在东南沿海抗清，具有重要的筹码作用，故受到严密监视。顺治九年，郑芝龙接到旨令：“尔投诚有功，勿轻出城行走……即往坟莹祭扫，亦必奏明乃去。”[41]可见郑芝龙是没有行动自由的。后以清、郑双方谈判失败被监禁，顺治十八年十月被族诛。
施琅“初以为水师提督，疑其贰，召入京，罢水师提督。”[42]虽被加以“伯爵”之衔， “名为内大臣而困苦不堪”[43]，入旗之初的施琅，“宦橐素薄”，致副室张氏“鬻簪珥，亲女红，以佐家，使公无入室忧。”[44]生活困苦尚是小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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