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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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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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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中国史学界虽然在术语的运用上，经过一番清理，与其前辈相比 更中立些，但总的来说，他们与19世纪的先辈一样“继续按照各民族靠拢西方社会，特 别是靠拢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之制度与价值观念的程度来评定这些民族的进步”[2]。他 们把西方安排为主动的(active)角色，中国则扮演远为消极的或者说是回应的(reactiv e)角色。李文森曾明确地说：“随着中国的工业化，中国自己的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 势必变得越来越模糊”，通过工业化带来的改革社会的作用，中国社会将变成“和近代 西方社会异常相似的社会”。[3]这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研究取向，明 显地夸大了西方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柯文认为，美国中国史研究存在的这种夸大西方作用的错误倾向，主要是由美国人研 究中国时所采取的思想模式造成的，它的根源是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对西方 人来说是一个“特殊问题”。这主要是由于他们自认为是第一批进入近代的人，以为对 近代的了解已着先鞭，于是就自然地倾向于把自己的经验普遍化，并为此创造了一整套 知识，集中研究他们发明的、被称为东方的现象，从而使他们的研究在“一切智力上的 探讨、一切求知的过程，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性质”[1](p132)。例如，李文森把 西方文化视为作用于中国近代文化的一种溶剂或楷模，并从这种观点出发，认定中国必 然自始自终为近代西方向中国提出的问题所左右。这实际上给西方安排了一个令人惊愕 的角色：“西方是中国近代化转变的创始人”，它“规定了中国近代史的全部主题”。 [1](p57-58)
总之，在柯文看来，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要取向，虽然研究的方法和角度各不相 同，但在对待“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有相似或相同的看法，即采用早期现代化理论 关于“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的概念，叙述中国社会由前近代向近代转化的历史。 正是这种近代化理论两极划分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近代化理论其他更加复杂详尽的形式) ，对美国的中国史专家有很大的魅力和诱惑力，使他们都错误地描绘了西方在中国历史 发展中充当的角色，同时也错误地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其结果是导致了“绝大部 分学术研究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挑战与中国应战的思路加以处理，就是按照‘近代化’— —由西方带入并由西方界说的‘近代化’如何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这一思路加以处 理”[1](p2)。因此，美国的中国史学界必须超越这对“传统与现代性”的范畴。他所 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
二 超越“传统与现代性”
柯文对“传统”与“现代”两极对立理论的批判，是基于他对历史独特性的执著追求 。战后美国史家由于思想上的狭隘主义，使他们把目光局限于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并因 此形成了以西方为“典范”的历史发展目的论。这是产生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柯文反对这种狭隘主义和目的论，深信不同社会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表现形式也各 不相同，认为研究历史的理论框架必需按照不同的社会与文化特性，单独设计，否则必 将限制、遮蔽研究者的历史视野；而以前的三个模式正是由于设定了预先的研究框架， 终于使史家的视野局限于一定的历史现实而忽略了另一部分的历史现实。因此，他要求 美国中国史学界摒弃旧有的研究模式，真正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内部，去发现历史。
1.在“传统”中探求历史发展的动力。
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对中国的“主体性”尊重不够。所谓主体性主要 是指进行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摆脱西方的政治、经济霸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条件，自 主、独立地探索和选择现代化的道路、方式、进程和模式。西方学者在研究其自身社会 变迁和现代性时能表现出对自己主体性的全部尊重，而对西方以外国家的主体性则缺乏 应有的敬意，并进而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强加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中。其结 果往往是造成研究的历史被扭曲。柯文认为，美国中国近世史的研究要改变这一现象， 做到正确理解19、20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需“不仅把此段历史应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 而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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