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
 |
时间：2009-7-24 13:49:59 来源：不详
|
|
|
;趋势的依据。但这些变化都未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使中国从社会内部冲破坚硬的 传统结构外壳，走上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古老的中国正是由于鸦片战争才让西方列强 撞开了长期封闭的国门。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蜂拥而入，从而加剧了中国 社会离异传统的趋向。这种趋向和清王朝内部衰败的过程相交汇，使中国逐渐演变为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造成了长达百年之久落后挨打的局面。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文强调史家应采取“内部取向”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嬗变， 固然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内部文化传统及其社会结构的运动在社会变迁中的影响和作用， 但却忽视了近代中国社会是在“西力”巨大的冲击之下被迫转型的历史事实，并导致对 外部势力在中国社会内部结构里面所发生的毒害及其灾难，估计不足。
对于上述的评价，柯文尽可以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国中心观” 不否认外来因素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作用，相反，它所采用的方法更有效地分析了外来因 素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它与以前几种研究模式相比只是“较少地受到西方所确立的历史 重要性之准绳的束缚”，从而“就有可能甚至对来自外部的变化从更加内部的观点进行 探讨”[1](p175)。
那么，柯文所说的“更有效地”分析外来因素在中国特殊表现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知 道，柯文1974年所著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一书，曾把沿海和内陆的差异作为解释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就是在深受西方人影响的沿海城市及其 周围，逐渐发展出一种具有“现代精神”的西方文化。这一文化与代表传统的内地文化 截然不同，“它在经济基础上是商业超过农业；在行政和社会管理方面是现代性多于传 统性；其思想倾向是西方的(基督教)压倒中国的(儒学)；它在全球倾向和事务方面更是 外向而非内向”。而且，这种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还对代表中国传统 文化的内陆构成了挑战。一部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沿海不断冲击内陆，内陆则试图通过 中国化使这种冲击合法化的历史。质言之，“沿海承担了倡导变革的主要责任，内地则 使变革合法化”[5](p219)。
当然，对于此著所阐述的许多观点，柯文后来并不满意。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近2 0年过去后，他仍对沿海和内陆之说情有独钟。1992年，他在为《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中文版所作的序中称：“如果今日重新构思这一章，我仍会保留沿海与内陆的两分法 ，继续坚持将文化变革区分为开拓与使之合法化两阶段的重要性。”[5](p2-3)
可见，柯文所讲的不否认外来因素的作用，并不是说他已把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做 是一个内外因相互交织，辩证互动的结果，他只是通过范围的限定来看待“西方”对中 国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来证明中国中心观的有效性。他指出，如何评估西方对中国的影 响，最好的办法是把19世纪中国历史分成若干个不同层带(zone)：最外层带、中间地带 和最内层带。西方的“冲击”主要适用于最外层带——沿海地区和通商口岸的海关、兵 工厂、船坞、留学生、使节等事物，而对最内层带，诸如语言书法，宗教与审美、农村 生活方式与风格等则不适用，因为最内层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与社会侧面，“不仅不是 西方入侵的产物，而且在最漫长的时间内最少受到西方入侵的影响”[1](p40-42)。
柯文在上述问题上的一些看法，反映了他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种内在矛盾性 。他本人也意识到了这种矛盾的存在。为此，他在阐述“中国中心观”时，曾一再强调 “不是认为西方的实际历史作用不重要”，并申言这一概念构架的目的仅仅是“最大程 度地解释历史”，“尽可能少地扭曲历史”。[6]但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