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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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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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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应视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1](p3)。
为此，他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专门就中国近代改革运动的思想来源，结合一些学 者的观点，进行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这些改革家倡导改革的思想 根源。例如：王韬是19世纪70、80年代标准的西方问题专家，力主按西方方向进行改革 ，可是他在60年代初期以社会、政治批评家与改革家身份初露头角时，并不是对西方而 是对太平天国作出回应；梁启超，虽然是清末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人物，但是他的整个 思想则受传统的经世思想之影响。因此，不论从中国国内的思想背景着眼，或从引起部 分改革的日益恶化的政治、社会问题着眼，只要从中国内部的传统来观察19世纪改革运 动，都会产生一幅与传统看法不相同的画面。在这幅画面中，“西方仍然占据重要地位 ，但对这种地位的理解，要比以前复杂得多，因为我们开始看到和西方打交道的并不是 一个惰性十足的、被动的中国，而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一个充 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1](p142)。
我们说，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传统。它只能从既有的传统出发，根据新的 社会条件进行自我扬弃，并对外来文化进行选择、配置，经过两种文化相斥相纳的涵化 过程，逐渐导向新文化的诞生。也正因为如此，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应该走自己的道 路，有自己的模式，而不能照搬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摆脱西方中心史观的束缚，在 中国的传统中寻找并辨认出中国社会与文化长期变化的模式，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 研究具有决定性作用。
2.在复杂的历史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两极理论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动态的连续。其最大的特 征是只看到符合西方规范的一些价值和结构，而低估传统社会中某些潜在的“现代”因 素，把“传统”与“现代”视作是两个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的体系。针对这种忽视历史 连续性的做法，美国中国史学界，早在60年代中后期起就有人起来反对。史华慈(B.Sch wartz)在批判李文森对文化的有机或整体性看法时，就强调指出：“人类过去的各方面 经验，不论有益有害，都可能继续存在于现在之中”；“中国之‘过去’和‘现代’未 必就作为互不渗透的整体彼此对抗。”[4]
与这些学者一样，柯文同样注重历史的连续性，立足于发掘中国本身的历史，即不是 用西方的价值观，而是通过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个性来发现其自身的历史。但柯文在这方 面的认识比他们要更进一步。他指出，这些史家虽注意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连续 ，认为文化的所有特征都可以从“传统—现代”这个单一的连续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仅仅停留在单一的联系性上还是不够的。他说：“通常认为传统与现代性是定义明确 的社会文化标志，有着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反对的特质，而‘转换’则被视为联系二者 的桥梁。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太僵化机械。它忽略了‘转换’是人类历史从来就有的特 点。它包含着一种把传统视为自我包容的有机体、具有同质性、并多少是一种静止物 的简单观点。而且，它排除了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本质上并非‘传统的’， 在现代化的侵蚀性压力下，仍完全有可能怡然自得地存在。”[5](p82)可见，在柯文的 思想中，人类的经验里还存在着一些极为重要的超文化领域，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 “近代文明”有许多相重合的地方，其中一些被称之为“传统”的东西，其发展的方向 未必要与西方式的“现代”同一，它们在“现代”的环境下仍然可以保持它们自身的特 质，它们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因此，史家不仅要看到传统与现代间的连 续，而且还要超越固有观念上“传统”与“现代”这对概念的束缚，在复杂的史境中， 探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3.放弃“现代化”理论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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