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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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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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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注：[美]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81页。)。研究中国文化革命的美国汉学家中，有一部分人非常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文化革命反映了各种思想的冲突，中国领导集团的分裂，是由于在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如何治理中国，开发中国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所造成。所以，对文化革命渊源的分析必须包括思想观念、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政策等各方面问题(注：参见[美]奥克森伯格：《中国：动荡的社会》；索罗门：《毛的革命与中国的政治文化》；鲍大可：《毛以后的中国》等，转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第193页。)。尽管研究者努力从各个层面去分析解释文化革命的起源和实质，但因他们置身局外，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中，他们的研究总会有一种雾里看花的隔膜感觉，不可能对文化革命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有真正认识。
二、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学研究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中美关系的逐渐缓和，美国中国学研究出现新的动向。1969年，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发表演讲中专门论述了研究中国问题的迫切性，指出美国所以在亚洲遭到接而连三的失败，就因为“不了解亚洲，执行错误的政策”(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他呼吁，美国“历史学界必须把中国古老的格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变为新时代的东西，必须为与中国和平共处而斗争并取得胜利。”(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外国研究中国》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91、91页。)他强调，“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切使我们比往常更陷于危险的境地。”(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费正清在会上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东亚的主要任务。需要培养精通业务的人材，“但领导必须由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的人来担任”。所谓效忠美国方式及其政策，实质上就是为美国的扩张目的服务，符合美国的价值观念，帝权观念，商业利益，使命感。说到底是研究中国服务于美国的全球争霸战略。费正清认为：“中国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国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别是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在人类生存的议事日程上就显得非常重要。”(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
费正清的演讲对推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到1970年初，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会员已超过5000人，委员会于1971年、1972年先后派两批人员来中国访问，出版《通讯》和《会刊》(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美国来华访问人数逐年增加，这些人归国后，立刻在美国掀起中国热，美国的报纸、杂志及文学作品开始大力宣传中国，中国成了传奇社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代表团访华后出了一本题为《中国，在人民共和国》的书，称“对中国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充满生机，人们热情、幽默，充满为祖国献身精神”(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学者对中国认识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材料无法鉴别和比较，不真实的材料成为美国学者认识中国的主要依据，“非正常状态被当成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认识”(注：郝平：《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二)这个时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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