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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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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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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问题研究成为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中心议题。研究方法有所不同，超越历史学研究的界限，使“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一起提供社会科学所由产生的学问和方法论的背景”(注：John K.Fairbank:Assignment for the 70’’s,Amercian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方法与运用传统知识、传统理论研究的方法密切结合，将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研究的原理和研究方法同历史学紧密结合起来，使美国近现代中国研究出现新的模式。
1958年，费正清在出版《美国与中国》一书时曾主张从“历史的深度”来研究中国，用“新的方法”来认识中国。所谓“历史的深度”，是指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来研究中国历史；而“新的方法”，就是运用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全面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为美国研究近现代中国奠定了基础。该书多次再版，每次修订都有一定的变动，内容有所增加。在分析近代中国为什么没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原因时，费正清运用现代化理论批评美国国内一些人对中国有许多不切实际或一厢情愿的误解(注：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美国学术界对《美国与中国》评价很高，认为费正清“在论述毛的中国与帝国传统之间所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这个宽泛的主题时，成功地介于专题史与通俗史之间”(注：Paul M.Evans,“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China”,Basil Blackwell,1988.p.166.)。称他“娴熟地将中国历史的主题与美国人理解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注：[美]霍尔：《美国对中国史研究三十年回顾》，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1辑，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使一些美国中国学家们深深地扎根于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研究之中，出现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比较著名的有：孔斐力的《中华帝国末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军国主义化和社会结构》、魏斐德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和控制》、施坚雅的《中华帝国后期的城市》、威廉•罗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7年》、弗朗茨•迈克尔和张仲礼合著的《太平天国：历史与文献》、肯尼迪的《自强运动中工业的变形：李鸿章和江南造船计划》、杰罗姆•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1917—1937》、魏特夫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阶段》、罗斯基的《华南的农村变革和农民经济》、兰金的《中国浙江省社会精英的活动和政治转变，1865—1911》、费维凯的《20世纪初在华的外资企业》、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等，其关注和研究的视角不仅仅是历史，而是多角度的、多元化的，具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各种特征。学者们注重地方史料的收集，把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将城市化与系统理论结合起来，为历史学家们从事地方和区域研究开辟重要途径。
许华茨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突破美国汉学界把“文化交流”等同于“文化阐述”的习惯手法，以独特视野向西方介绍严复对西方近代化运动的认识。他指出：“严复站在未经历近代化变革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上，一下子就发现并抓住欧洲著作中阐述的“集体的能力”这一主题，认为“集体能力”这一主题体现了欧洲走向近代运动(注：[美]许华茨著，叶凤美译：《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8页。)。萧公权的《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以比较研究方法，把康有为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视野中来考察，认为康有为的经济改革主张，涉及现代化的成败问题，并旁及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把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与世界上其他的乌托邦理论相比，萧公权认定康有为“是一世界级的乌托邦建造者”(注：[美]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柯文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一书中指出了王韬的经济国家主义思想，王滔主张使用纸币，建立国家银行”，他还主张政府与商人合作建立新公司。告诫商人必须通盘掌管全部事务，以便官吏不“与其争利”(注：[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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