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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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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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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niversity Press,1981,pp.9—10.)。美籍华裔学者秦家懿也曾提出儒学对现代化的贡献问题。她以日本近代的改革发展为例，认为日本的近代化是受到儒家的理性主义影响，“儒学促进了日本的爱国主义或日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确是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主力”(注：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294页。)。这种观点同当代美国学术界寻求日本及亚洲经济发展原因是相一致的。
进入80年代后，美国对儒学的研究已经扩大到非学术领域以外的军事、政治、经济、体育等领域。美国甚至将《孙子兵法》理论用于同日本进行的商战中，称颂《孙子兵法》在企业经营管理领域的价值，动员美国企业家像日本人一样，拿起中国的这个武器(注：《南方周末》1992年11月27日。)。一些美国大学举行各种类型的学术讨论会，研究探讨孔子思想。针对国内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出现的文化危机，试图从儒学思想中找到拯救精神生活的力量。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些美国学者以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为借口，大肆攻击儒家文明，鼓吹所谓“文明冲突”和“中国威胁”(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亨廷顿1993年夏在美国《外交》(Foreign Affairs,Summer 1993)杂志上发表《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主体，称“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将是文明之战”。1995年初，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指出，“中国是一个存在着的威胁，大得太可怕了”。称，“随着经济资源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中国将试图在亚洲称霸，从而成为近期内对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首要威胁”。)。
他们提出“单极时刻”，“民族国家衰落”，不再有主要战争、历史终结和“国家利益决定”等理论范式，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注：孔耕蕻：《“文明冲突”理论评述》，《文艺报》1995年第1期。)。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亨廷顿正是在此基础上用一种最新又似乎是最常见的模式来解释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他认为，新世界冲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他把世界说成是“由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的相互作用形成的组织”，他们包括“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是非洲文明”(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在论述儒教文明时，亨廷顿甚至毫无根据的把儒教和伊斯兰教联系起来，认为“这种联系将会向西方利益、价值观的权力提出挑战”(注：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Foreign Affairs,Summer,1993.)。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提出后，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许多人认为，他的“文明范式”的主要结论是将未来冲突的焦点置于西方与几个伊斯兰和儒教国家之间，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根据他的观点，儒教与伊斯兰教必定联合对抗西方。这个论点缺乏理论依据。事实上，在确定一个理论取向时，必须考虑到与这个理论相关的实际内涵，考虑每一个文明段包含的基本要素、价值取向和民族性格，以及这些内涵与冲突是否有内在的因果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胆吸引外资，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经济上取得的巨大成功，证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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