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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中国学研究述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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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0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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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动荡之中，社会变革内在规模还被歪曲，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仅仅是局限于表面，有的只是充满幻想或盲目崇拜，有的只是出于一种反战、反政府情绪需要，从而自觉不自觉地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模式。所以，到了70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门打开，有些美国学者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后，又觉得失望，感到原来想到的和现在看到的有很大差距，加上中国内部进行拨乱反正，又使一些研究中国学的人对中国进行盲目攻击。曾在郑州大学任教的詹姆斯夫•肯尼森夫妇把中国的落后说成“主要原因是极权主义的统治”。记者巴特菲尔德写的《苦海余生》用极其尖刻的语言攻击中国(注：张烨：《美国的四代中国研究专家》，《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6期。)。不过，中美关系大门打开后，确有一批著名美国中国学家相继出版了许多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鲍大可的《前途未卜：中国向毛以后的时代过渡》、奥克森伯格编著的《中国的发展经验》、亚历山大•埃克斯坦的《中国的经济革命》、艾伦•惠廷的《中国70年代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内森的《集体领导的前景》等。这些著作较以往相比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思想内容都有很大提高。1973年11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持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学研究和筹资发展”会议，与会中国学专家们一致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事业”(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指出“今后十年一定要继续发展当代中国的研究，努力提高社会科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并且要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1972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以后，为了配合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中美关系问题成为美国的中国学家关心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鲍大可和赖肖尔合编的《美国与中国：第二个十年》、费正清修订再版的《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的《被发现的中国：它在中美关系中的形象和政策》等专著和论文。为适应美国发展对华关系需要，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关于美国应如何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辩论异常激烈，1976年4月艾伦•惠廷提出采取“日本方式”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张后，立即遭到一些人的攻击，称“只会给山姆大叔带来更多的麻烦”(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同年7月，《加州大学学报》登载托马斯•汤普森的文章，提出美国应在台湾问题采取一种“含糊其词政策”的观点。8月的《大西洋月刊》刊载费正清文章《东亚：我们的一个中国的问题》，提出“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分裂中国主张。10月，新当选总统卡特的对华政策顾问艾伦•科恩在《外交》季刊上发表题为《为下届政府提出对华政策》的文章，认为摆脱当前中美关系这一局面的一个可能办法是达成“一项中美协议，宣布台湾与大陆中国之间的国际水域为双边和平区，约束双方在这个国际地区不诉诸武力，但是不说明这个行动对台湾的含义”(注：《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1、91、95—98页。)。鼓吹一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也极力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为政府出谋划策，经常同拟订政府政策的人员进行磋商，他们仔细地研究两个具体问题，即“寻找一个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将来给中国以某种承认之后使本国对台湾或者承担义务与之协调起来”(注：《卡特的中国问题顾问拟订了对北京政权的新政策》，《纽约时报》1976年9月17日。转引自《外国研究中国》第1辑，第96页。)。可见，中美建交前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政府政策密切相连，反映战后美国汉学研究转型的基本特征，汉学研究与美国现实政治和国家利益有密切的联系，这是美国汉学区别于欧洲汉学的一个标志。 三、占据中心地位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向全世界展示她的真实面貌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中国的拨乱反正以及自1949年以来所有传统资料的对外公布，不但为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创造了解中国的条件，而且也使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中国1979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中国学研究已进入成熟稳定的学术化时期。在当中国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革以后，学者们开始对自己所研究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反思，寻求、摸索新的研究途径(注：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近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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