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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融通”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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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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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立与封闭的研究方式，固然是历史“个案”考察的可行方式，但要将“个案”的探究进一步深化，特别是要将无数的“个案”研究汇聚起来，进而阐明社会结构与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找某种历史规律性，那就必须突破地区、国家与民族的界限，将诸多的同类历史现象群纳入视野之中，进行交叉、对比与开阔的“融通”式研究。早在在20世纪初，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大史学家马·布洛克首倡比较史学，很快受到欧美史学界的热烈呼应与普遍认同，比较史学由此而逐渐在西方史坛风行。这一重要学术现象的勃兴，无疑是西方史家开始追求“融通”学理的产物。当代英国著名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就指出：“只要历史学家忽视了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历史，他们便会有回到知识孤立主义中去的危险，必然会阻碍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他强调，“今天的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是范围广泛的比较性资料，使他们能够探索和分析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模式之间的共性和差异，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结构中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也要努力发现出乎意料的明显的无规则性和变异性的深刻原因”。由此，巴氏倡导西方史学家“跳出欧洲去，跳出西方去，把视线投入所有的地区和时代”。正是基于“融通”的学术理念，20世纪的西方史坛涌现出象汤因比、斯塔夫理阿诺斯、伊格尔斯、亨廷顿那样的著名史学家。尽管他们的著作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其广博的学识、宏阔的眼界与非凡的宏观驾驭能力却不得不让人击掌叹服。当前，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式综合研究正在国际史学界兴起，2000年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第一个大主题就是“全球史的前景：概念与方法论”，其下的两个副主题，一是“普世史或全球史(Universal History)能否成立？，一是”几个世纪以来大陆之间的文化冲突”。在讨论中，代表们强调写一部完整而全面的新世界史。国际史坛讲求“融通”的学术潮流，无疑值得我们关注与借鉴。
事实上，讲求“融通”也是我国世界史学研究中的优良学术传统。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开拓者，大都是国学基础深厚、讲求“中外融通“的史学大家，且多是在精通中国史的基础上研究世界史的。雷海宗先生原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的是纯外国思想史的博士学位，1927年回国任教后， 既从事世界史教学，并撰有在文化形态学上颇有创见的《西洋文化史纲要》，同时也注重国史探讨，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论文集，其中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家族制度、君主制度、军事制度、历史分期等重要问题，在当时广有影响。解放后，他发表了《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与《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这两篇文章，前者是有关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先驱之作，而后者则是有关历史分期的开创性论著，均涉及世界古代史大局。齐思和先生同样是学贯中西。他在193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后，即从事先秦史的研究与教学，先后出版的主要论著有《战国制度考》、《周代锡命礼考》、《孟子井田说辩》等，后来才转入世界史领域，讲授世界中世纪史、世界现代史、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他注重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比较，主持编译了《中世纪初期的西欧》、《中世纪晚期的西欧》两部史料集，还曾撰写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发表了《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等论著，成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周一良先生1944年是以《中国的密教》博士论文在哈佛取得博士学位的。周先生不仅精通日、英文、梵文等外语，国史根柢甚是深厚。回国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亚洲史、佛学、敦煌学、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在中国史领域深有影响。同时，周先生也是新中国亚洲史与日本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和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一直是高校世界史教学中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此外，他还撰有《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等多种著述。这些史界前辈所开启的“中外融通”的学术传统，在当今又为一些著名学者“薪火相传”，由此而推动了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例如，林志纯先生在世界上古史的研究中，将中国古代城邦与希腊、罗马、西亚的城邦加以比较研究，进而构建起“中西古典学”的学术研究框架。马克垚先生在潜心研究西欧中古史时，以中国古代史为参照，在经济、政治、思想观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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