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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融通”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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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1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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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上作了不少深入的比较研究。齐世荣先生在研讨现代国际关系史时，注重考量当时的中国在国际冲突与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他们之所以在世界史研究中取得不同凡响的成就，是与其深厚的国史基础与“中外融通”的学术理念分不开的。在当今，也有不少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本专业研究过程中注重继承“中外融通”的传统，在中外历史比较中初露头角。所有这些都有力证明，在专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外融通”，将有力促进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中外融通”对我国的世界史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致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它将深化诸多历史个案的研究，促进对历史规律性的探讨。众所周知，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的始基点与归宿点，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深入系统地探讨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历史，从中揭示出各种特殊的历史规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的学术主旨，既要求我们对各种历史现象进行求实、求真的辨析与论证，也要求我们基于大量的“个案”研究，对各种历史规律性作科学的探索与阐发。这两大层次的研究，都离不开某种程度的“中外融通”。就前一个层次而言，“个案”研究固然讲究专门化，但专门化并非是“狭隘化”与“孤立化”。那种“就个案而个案”的模式，常常局限于对史实的简单罗列、表象描述与线性分析，是难以作出独到、精辟的解释的。在许多情况下，如果将某一“个案”其与中国的同类历史现象作一对照与比较，反倒易于厘清学理、洞察本质与深度阐释。早在20世纪初，著名学术大师梁启超就对此颇有所悟，为此而撰写了《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等论著，认为从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中，可以“知今日现象之所由来”，并提出“凡天下事，必比较而后见真”的学术箴言。因此，在研究世界史的具体问题时走“中外融通”的路径，以中国史作为一个参照系十分重要。有了这一参照系，无论进行比较与否，都有助于开阔视野，厘清思路，深化认识。此外，要研究处于中国古代文明辐射圈中的东亚史、东南亚史，“中外融通”的路径则更为关键。在规律性探求这一层次上，“中外融通”的重要意义尤为凸显。因为“一般”寓于“个别”之中，规律性寓于大量的的“个案“之中，历史规律只能从对诸历史现象的归纳、比较中提炼与阐发出来。只有走“中外融通”的学术路径，对诸多同类历史现象群的相似点与差异点作宏观归纳与对比分析，从中研讨产生其异同的终极因果必然性，才有可能探究出相应的历史规律性。
其二，它将有力地推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群体真正形成高水平中国学派，以其独特的学术理念与学术风格与国外的同行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在国际史坛占据应有的学术地位。当今的国际史坛，欧美史学界仍独执“牛耳”，与之相比，年轻的中国的世界史学并没有多少分量，或者说就没有分量。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世界史学，主要是学习西方的产物。我们在西方史研究的定义、概念和理论等，大多来自西方，是总结西欧的历史实际而得出的，其中固然有许多普遍性的真理，但也有不少只适合于西欧特殊性的东西，当然也有一些谬误。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史学包括西方人对其历史的研究成果的时候，就应当采取谨慎的态度，去粗存精，去伪存真。为此就必须要有“中外融通”的历史大视野。我们是东方人，是中国人，且又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能够用科学的理论特别是比较熟悉的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去与西欧的历史相对照，就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在某些问题乃至某些领域作出让西方史坛刮目相看的原创性的成就，为跻身国际史坛、与西方史家进行高起点、高层次的交往铺平道路。如果没有“中外融通”的素养与眼光，总是唯西方之“马首”是瞻，对人家的观点、结论、模式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全盘照搬，“依样画葫芦”，就只能是远远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加大我们与人家的差距。如此下去，我们的世界史学最终也只是西方史学的简单复制品，沦为西方史学的学理模式与话语霸权的附庸。
其三，它将有助于促进优秀学术人才群体的培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学科涌现了一批后起之秀，其中不少人脱颖而出，学术界开始出现“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可喜局面。但毋庸讳言的是，与史学前辈相比，我们这一代人并无多少国史或国学的根底，很难达到他们的那种“中外融通”的境界。造成此况的一大原因，就是我们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没有辨证地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存在着单一化、片面化的缺陷。例如，有的知名大学为了培养高、精、尖人才，在本科阶段就搞专业分科，设置世界史专业，偏重于语言训练与原始资料释读，国史或国学方面的课程则不在修业范围。不少院校、研究所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只考世界史的科目，学生入学后，必修课也限制在专业领域内。世界史的教学常常是条块分割，壁垒森严，教师知识面狭窄，授课是“铁路警察，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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