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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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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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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 （2000）01—0034—08
一
陈寅恪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学术大师之一，他所倡立的“文史互证”研究方法，是其治学的精华成分之一，也是陈先生对我国史学最杰出的贡献之一。所谓“文史互证”，从本质上乃是源于传统的训诂考据学方法而参以宋代以来的史学方法以及近代西方史学、语言学、诠释学理论精华的一种既打通汉宋，又融合中西的史学研究方法。若以传统治学之法譬之，其中当含有“通训诂”与“明义理”两层工夫。从内涵上分析，“文史互证”方法主要包含了侧重不同的两层意义：其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的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层面予以透辟的考订辨误解说，尤其要找出或注意诗中所含与当时历史事实有关的“今典”成分；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注：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 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51页。（下同））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份，分析诗中的古典与今典，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真相，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与了解。
陈先生曾经指出，“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下同））而如何运用新材料以研究新问题，又常常有赖于一种新方法的使用。陈先生的“文史互证”之法，正是由他真正创立并用于更新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注：此法之提出，学者一般认为不始于陈先生，然而却只是在陈先生手中，此方法才得以推陈出新，成为一种全新而独具精彩的研究方法并垂范后人，因此说此法乃创于陈先生，其实并不为过。）换言之，古今学者中，陈先生是能真正通文史两境，以史学家之历史感及文学家之敏锐心灵，利用诗文为史料，对历史文化作出卓有建树之胜解者。其方法对于本世纪史学研究发展之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陈先生能够总结出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首先与他特别的学术渊源背景有关。近有学者将先生的学术渊源归为六端：即清代经学考据学、西方之东方学、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梵佛之学、传统诗学。其中诗学造诣启自其家庭传统，而陈先生“运用其文学素养治于史”，“以诗解史，既透过诗篇考证史事，又藉以探索心态思绪的隐微”。（注：陈弱水：《一九四九年前的陈寅恪——学术渊源与治学大要》，载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编《新学术之路》上册，1998年刊印，第105～108页。）但只言此六种渊源，并不足以真正解答陈先生倡立和成功运用此研究法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新材料，新眼光加上合适的语境，是本世纪以来史学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注：罗志田、葛小佳：《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130页。）关于这一点， 当年王国维之弟在为其兄文集所作序中的一段话，或可移作参考：
先兄治学之方，虽有类于乾嘉诸老，而实非乾嘉诸老所能范围。其疑古也，不仅抉其理之所难符，而必寻其伪之所自出；其创新也，不仅罗其证之所应有，而必通其类例之所在。此有得于西欧学术精湛绵密之助也。……先兄以史治经，不轻疑古，亦不欲以墨守自封，必求其真。故六经皆史之论，虽发于前人，而以之与地下史料相印证，立今后新史学之骨干者，谓之始于先兄可也。（注：《王国维遗书》第一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陈先生治学与王氏路径相近，此序所言王国维治学之要，有两点或可窥知陈先生文史互证之法创立和运用的肯綮所在。其一是和王国维以史治经，并以地下材料相印证，亦即从材料到方法上都有突破一样，陈先生的文史互证亦可视为以史学的眼光和方法证诗，（注 ：胡守为先生指出：“陈先生的考证主要不依靠版本的校勘或章句的训诂，而是着眼于事物的相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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