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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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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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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更替史或帝王家史。其史料价值，大致体现为两方面：其一是其中所涉及的当时政治、思想、文化、社会风习、个人生活等内容，直接可补正史之阙。其二是借抒情言志或隐或显表露出来的大量个人情感心态成分，本身即构成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就后者而言，诗文的史料价值，尤其显得重要。缪彦威师曾指出：“各种古书所记载的多是史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史书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代表着这一个时代的心声。”（注：缪彦威：《治学补谈》，载《文史哲》1983年第3期。 ）这一时期作者在诗文中表现出的思想情感，让我们触及了历史最隐密的角落——人的心灵，而这却是构成人类历史的最重要因素。文士诗文所反映的，不仅是个人对其时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感受，也不仅为我们研究理解该文士精神心理、个性人格的第一手资料，还正如当代西方史学心态史学一派所认为的，个人心态中，包含了整个时代的集体心态成份。“分析一种心态就是分析一种集体性，一种心态不仅是指众多个人在想同样的东西这一现象，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身上，这种思想都以不同的方式打有‘其他人也在想同样的东西’这样一种印记”。（注：保罗·韦纳：《概念化史学》，见姚蒙编译：《新史学》，第97页。）作为这一时期广大知识分子共同的“心声”，文士在诗文中表露出来的那些苦闷、哀伤、忧惧、感愤的复杂情感，对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时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它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整个社会和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基本精神人格特质，能象汪中所言，“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
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的史料价值从总体上可以确认，但是要充分对其加以发掘利用，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这一时期的作者虽然开始注重在诗文中表现个人之情感、意志和个性，但由于处在战乱不绝，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矛盾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错综复杂的乱世，造成他们在复杂环境中的种种复杂心情。这些心情只能通过诗歌等形式，以比兴用典的方法隐微曲折地表现，其作每呈现“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注：钟嵘：《诗品》上《晋步兵阮籍诗》。）的风格特点，一篇之中，往往隐有两重以上内涵意蕴。这些含义多重的诗文作品，其深旨当然非一般意义上的释读所能揭示。只有对其“探河穷源，剥蕉至心”（注：《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始可“钩沉索隐，发现真相”。（注：《柳如是别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82页。）另外从文体演变的角度，尽管魏晋时的一些赋体之作，受到当时“综核名实”思想风气的影响，模绘事物较注重不失本实，凡“其山川城邑，则嵇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注：左思《三都赋序》，见《文选》卷4。 ）其文或较便于用以考释当时一些典章名物，风土人情。但此时期之诗歌，尤其是文人之五言诗，基本上尚属古体，以抒情为主，尚筒古浑融，与唐以后近体诗注重名物对偶，状物徵实，多叙事且每包含时、地、人诸因素不同，颇难藉以考据具体制度事件，故作为史料，利用上和唐诗有较大不同。唯有遵从陈先生“文史互证”的原则方法，才可能获得真正理解这些诗文作品及其背后之时代社会的钥匙。
三
有人曾提出所谓“诗史”有明暗两面，前者用直笔，后者用隐笔、曲笔。（注：见《高阳说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1 ～222页。）同样，可用于证史的魏晋南北朝诗文，大致也有两类。 一类是以白描写实方式直接表现当时社会风貌、民情习俗、生活方式、观念信仰、民族关系状况，甚至真实记述一些亲历之历史事件，如建安中被称为汉未“诗史”，之作的曹操《薤露》、《蒿里》、《苦寒行》、曹植《送应氏》、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到陶渊明《形影神》、谢灵运《述祖德》、《山居赋》南朝宫体诗中咏器物服饰之诗、南北朝民间乐府诗等等。其中描述，或可和正史所记相印证，或可作今日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史的重要史料来源。陈先生以其杰出史家之眼光，对这类材料一向十分重视。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文中，即博引这一类材料，以论证当时思想、社会之史。必须指出的是，如果仅以这类诗文材料作为史书内容平面之补充，其实并非“文史互证”方法所属意。深谙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陈先生，于此类诗文材料，真正更重视的，是其与正史不同的观察与叙事角度，因此在采用这类材料考证历史时，亦往往使用辩证的方式，“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注：严耕望：《治史答问·史学二陈》，见《治史三书》第178页。 ）其撰《陶渊明之思想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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