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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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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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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通过对诗中表达的情感、心灵的探索，凸现历史活动的真正主角——人。从而把物质、观念、制度的历史还原为人的历史，人类在心灵上追求自由独立的历史。这就使得他的“文史互证”方法在境界上远远超越以往的考据史学，而具有一种深厚的现代人文主义精神，在所研究问题的内容上，也总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现代学术气息。
二
陈先生用“文史互证”法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研究方面留给我们的范例，数量不多，仔细揣摩其精微所在，对我们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无疑大有裨益。正如“材料”与“阐释”是我们理解“文史互证”方法的两大关键一样，欲认识这种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亦当从史料的拓展和解读的深入这两方面着眼。
从史料重新发现的层面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今天所能见到有关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记述其实相当有限。不仅如此，受正统的史学观影响，历代官修正史记事本身亦有其局限性，如陈先生所说，“通论吾国史料，……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注：陈寅恪：〈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金明馆丛稿二编》第74页。）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复杂交织，以致禁网严密。各易代之际，黑幕重重，统治集团之作为，更是不可告人。史家秉笔直书，每每得祸。因此对当时政治中的许多隐秘，故用曲笔；对封建统治者的恶行，也常有回护之处。这种加工过的历史资料流传下来，固然有助于后人对历史的脉络梗概的了解，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妨碍对历史某些真相的探索。当代法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高夫即言：“资料本身不是纯粹客观的，它不仅要经过史学家的选择，而且其本身也部分受产生它的时代和地点的制约，它是以往社会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产物，既是为了说出‘事实’，也是为了把过去的形象强加于人。”（注：雅克·勒高夫：《新史学》，见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第37页。）显然，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深入，某种意义上正有赖于对这一时期新史料之开掘。然而，傅斯年早就说过，“敦煌的巨藏一不有二，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注：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见《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史料的拓展开掘，不能完全依靠地下新材料的发现。如果换一种眼光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文作品，可视作一种无须经过地下发掘出土便可获得的“文物”，蕴含着丰富的史料资源，弥足宝贵。
中国古代诗作以抒情言志为主，与史相比，自有其不同的功能作用。尽管如此，古诗中仍含有一些与史相通之处，潜在的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儒家传统诗教之说认为诗有“兴”“观”“群”“怨”之功用，所谓“观”者，或曰“观风俗之盛衰”（郑玄说），或曰“考见得失”（朱熹说），本身即要求诗人在诗中反映社会现实，使读者藉以观察了解各地风俗民情，时运之隆污盛衰。以后《汉书·艺文志》言乐府诗创作，亦强调其可以“观风俗，知厚薄”的作用。（而汉乐府之传统，正是魏晋南北朝诗歌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所谓“兴”者“怨”者，或曰“感发表意”（朱熹说），或曰“怨刺上政”（孔安国说），总之是在诗中写出对统治者的怨刺及反映诗人内心的哀愁喜怒之情，是诗人情感心理的最直接表述。这些功用具体反映在诗作里，遂使诗与史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在三百篇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后世诗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在诗文创作中，将自己所历时代的政治、思想、文化、制度以及社会风习的状况连同自己的襟怀抱负精神情感生活一齐写入，实际上是为后人留下了大量反映当时现实包括时代心灵史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未经史家取舍改造的材料，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与感性色彩，有助于治史者感知古代社会的真实原貌。而诗文中所见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意义，更非官修正史所能表现。清人论杜诗尝言：“史家只载得一时事迹，诗家直显出一时气运。诗之妙，正在史笔不到处”（注：浦起龙：《读杜心解》卷首《读杜提纲》，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3页。）良有见也。
傅斯年分史料为“直接”与“间接”两种，以为“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是直接的史料”（注：傅斯年：《史料论略（史学方法导论）》，见《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按其标准，魏晋南北朝之诗文，相对于正史， 似更有资格被称为“直接之史料”。这一时期，文学事业藉文士对身名不朽的追求，确立了不依其它任何事物的自身独立价值。诗文创作不再被视为雕虫小技而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加之五言甫兴，文笔初分，诗文表现的领域愈加拓宽，广泛涉及社会生活、思想文化乃至于个人的情感心态。所折射的时代内容，远远超出传统政治史、军事史、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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