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
 |
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
|
|
清谈之关系》，即是用当时新兴之佚事（或曰志人）小说之材料，以及陶、谢诗中材料，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历史并与正史中的记载相映证，从微至著，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魏晋清谈的历史。其谓《世说》一书为“清谈之全集”，正与先生以唐代小说证唐史一样，亦属以新兴文体佐证历史之例。且陈先生于陶渊明的传世诗文，不取影响甚大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而独取《形影神》诗以证陶渊明的思想，尤可看出陈先生独具只眼之处，而此种不凡眼光，亦是陈先生文史互证的特点之一。其文证史而外，复多通阐，其阐释为建立在“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基础上的一种高层次理解，故多出胜义，表现出高超的史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另一类可以证史的诗文，属于并非从寻常可视角度而是从某些正史不载的方面，用隐晦曲折，比兴用典的笔法，深刻揭示时代社会本质，反映士人心态，透露历史真相的作品，或可称为用隐笔曲笔的诗史之作。其中以阮籍的《咏怀诗》、部分陶诗、庾信的部分诗赋最为典型。这类诗文创作的时代，往往是在易代之际或政治、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作为一个黑暗时代仅可能有的真实记录，这些诗文多以廋词隐语，“用古典以述今事。……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古合流之幻觉”（注：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在迷离恍瀁，桅橘幽丽的风格下面，隐藏某些当时不可明言的历史事件，以及作者对所发生事件的强烈感情。用这一类诗文材料认识当时士人心灵世界，意义最为不凡，但解读上也最为困难。个人体会，利用这类最不易索解的诗文证史，至少要求治史者在解读时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如陈先生所言，对作品有所感，即治史者要具有相当的欣赏感悟能力，以深挚的情杯去感受古人的文学作品，“其所感较深者，其所通解亦必较多”。应当指出，此实为陈先生“文史互证”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特点。综观先生所有以诗文证史之文，其中都俨然有先生个人之一份情感关怀在，从较早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到晚年的《柳如是别传》，莫不如此。借用王国维论词之语，其文史互证方法，乃是一“有我之境”’，故能以已心而“遥接作者之心于千百年之上”。（注：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1986年版自序《明明直照吾家路》。）其次，要对作者其人其文，“具了解之同情”，在明了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7页。）前提下，求得同情之真了解。如是考析其诗文，庶可免隔阂肤廓或主观臆说之病。《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文中，论及陶渊明的政治主张时，尝批评那种“取己身之思想经历，以解释古人之志尚行动”的作法，以为唯沈约《宋令·陶渊明传》所言最为可信，其判断即是建立在详知陶渊明家世及宗教信仰之基础上。其三，对诗文所含典故，要按陈先生所提出的“解释词句，徵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益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注：陈寅恪：《读〈哀江南赋〉》，《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原则， 仔细而审慎地考辨其中之古典今典。窃谓古、今典在诗文中，乃表里相维，相互朴充。其中古典是“文”，解读中务求考得其最切近和最为可能的出处；今典则是“史”，必须要考知其发生的时、地、人诸因素及其与作者的关系，即“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分辨作者本人接近所涉史事的条件以及是否有可能将其事写入诗文之中，以判断该诗文材料所反映史实的价值大小，兼以得知有关史事在当时社会中影响的程度范圄。在此基础上，始可分析论证解释其真正意义所在，或曰“阐释这同一‘符号’的两重意义，从两个或多个层面上阐明其背后的文化关系”。（注：姜伯勤：《唐令舞考——兼论陈寅恪先生〈元白诗证史〉的文化阐释》，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00页。）否则不免南辕北辙，郢书燕说之病。例如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多数篇章甚难确切系年，只能推断其整体的创作时间大致是从魏正始末年到景元四年。然而这一时段，正是魏晋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的多事之秋，此时期的阮籍，无论以其散骑常侍的内臣地位，还是以步兵校尉的京城禁卫长官身份，均难以真正远离时事。作为朝廷巨变与屠杀事件的见证者，其《咏怀》诗中强烈的忧生忧世之感，实可视为整个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