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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互证”方法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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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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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系，找出事物发展的过程，使考证立于更为可靠的基础。”见《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载《学林漫录》第五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下同）；又台湾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答问·史学二陈》中亦指出“考证之术，有述证和辩证两类别，两层次。……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见其《冶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同），第178页。两先生所言， 皆涉及陈先生在考证上突破了传统的朴学方法问题。）并以诗作时代的制度、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材料与诗中描述相印证，不仅在治史方面开辟新材料来源，而且和以史治经本身也包括用传统史学方法来解经学一样，以史学眼光解诗自然也有从考源流、求通变的史学方法角度理解传统诗歌的成分，由此而创立了新的研究范式。其二是王国维之学本有得于西欧学术之助，（注：西学本以逻辑谨严，精邃周缜见长，王氏得其影响，不仅启发新见，治学上更能“摆脱传统之束缚，能言时人之所不能言，其论述经史，方法精密，态度客观”。详缪彦威师《诗词散论·王静安与叔本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16页。 ）而陈先生不仅在此点上与王国维相类，且西学造诣较王国维更复精深。多年游学欧美的经历，陈先生对西方思想学术理论及思维方式等了解非浅。除西方古典哲学、美学、神学、文艺学外，许多学者特别指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中，赫德、尼布尔、洪堡得、兰克至阿克顿诸名家，均对陈先生史学方法和史学思想有潜在影响。（注：参见汪荣祖：《史学陈寅恪传》第54～56页、刘健明《论陈寅恪先生的比较方法》，《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232～23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下同）。个人认为，在来自19世纪西方史学的影响中，还有一些观念性的东西成为陈先生终生所坚持的原则，如兰克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高度重视、阿克顿所强调的对自由精神的追求等。）这些影响造就了陈先生与众不同的认识问题视角。罗志田先生曾指出，有时“新的‘眼光’对学术研究的推进，或更胜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新‘眼光’本身也意味着新材料的发现”，陈先生的成就，“更主要的还是以新眼光看旧史籍，从常见书中读出了大量别人视而不见的重要材料”。这无疑是精辟之见。（注：罗志田、葛小佳：《文无定法与文成法立》，载《东风与西风》，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第130页。）
陈先生运用“文史互证”方法考证历史，在实践上可分为相互联系而各有侧重的前后两期。前期重点在唐代历史研究，主要是引诗文中材料补充、考证史实，以探求古代的名物、制度、地理、风俗等，胡守为先生归纳为“纠正历史上记载的错误”、“说明历史的真相”、“别备异说”、“互相证发”、“增补阙漏”五端。（注：胡守为：《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方法及其在史学中的运用》，载《学术月刊》1980年第4 期。）后期对明末社会的研究，则更多地表现在借诗中材料对士大夫生活的各层面进行探索，通过对诗中古典和今典分析阐释，以一种“了解之同情”，深入古人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世界，将研究领域，扩展到人类心灵史这一历史最为隐秘的角落，方法上则从对本事的考据和词句的通释，进一步发展为通解性诠释。（注：有学者将其称之为：“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参见李玉梅：《陈寅恪先生之史学》，第162～167页；姜伯勤：《陈寅恪先生与心史研究》，《〈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下同））其间，陈先生利用他深湛的学问根底，卓越的史识和非凡的学术洞察力，通过从辨识真伪、考据字词典故、直到最后的文化阐释这样一个全面的理解过程，使一条条仿佛孤立存在的文史材料之间，不仅建立起有机的联系，更具有了说明历史真相的重大史料意义。（注：胡守为先生特别指出“以诗文证史是史料完备和史料鉴别的一种为人们所忽视的研究方法”。见其《略谈陈寅恪先生的诗文证史》，载《学林漫录》第五集。）而在此中，陈先生并投入他对文化的深挚感情和高明的判断想象能力，设身处地，神游冥想，与古人达到交流，使他所考之历史成为立体的、生动丰满的、“有血有肉”（注：余英时先生语，见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出版。（下同））的完整世界。
尤其要看到的是，陈先生从诗文中所开掘的史料价值，不仅表现在从制度名物诸方面的史源补充，而且还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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