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载，滕文公使毕战问井地，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生活的时代，井田制已经破坏了，但他认为井田制的用意在于“分田制禄”，而推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正经界，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分田”是对农民授田，“制禄”则是以井田作为各级贵族的禄田。二者并提，是不是有矛盾呢?并不矛盾，因为“分田”是生产资料和直接生产者相结合的方式问题，“制禄”则是剩余劳动归谁占有的问题。《国语·晋语》记秦后子和楚公子干仕晋，韩宣子问叔向如何赋禄，叔向援引西周制度说：“大国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韦昭注：“五百人为旅，为田五百顷”；“百人为卒，为田百顷”。可见西周赋禄是以土地和劳动力相结合的井田为计算单位。在关于井田制的讨论中，郭沫若同志只看到“制禄”的一面，把农民的份地说成是课验直接耕种者勤惰的计算单位，这固然不恰当；但有的同志只看到井田是农民份地的另一面，不承认它也有“制禄”的作用，这也是不全面的。

    讨论了中国古代井田制的实际内容和作用之后，我们再来谈它和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关系，就比较容易说清楚了。井田之得名，是由于平原地区田间的沟渠和道路构成方整的井字形，这是古代耕作制度和排水需要所决定的。就井田的疆理本身来说，并不是一种土地所有制。但由于它可以用来作为“分田制禄”的计算单位，所以与土地所有制又有密切的关系。以井田经界为基础的农民的份地制，正是许多文明民族都曾经历过的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从这意义上说井田制就是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也未尝不可。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文献和金文中所见的邑、里、书社这些基层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基础上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不仅有公共的社会生活，而且有共同的财产关系。如果说孟子所描述的井田制还不足以说明这种共同体的存在的话，那末在《逸周书·大聚》里，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具体的农村共同体的典型：

以国为邑，以邑为乡，以乡为闾。祸灾相恤，资丧比服。五户为伍，以首为长；十夫为什，以年为长。合闾立教，以威为长；合旅同亲，以敬为长。饮食相约，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立勤人以聀孤，立正长以顺幼。立聀丧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立君子以修礼乐，立小人以教用兵。立乡射以习容和，猎耕耘以习迁行。教芧与树艺比长，立聀与田畴皆通……山林薮泽，以因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敛，农民归之。

《逸周书》虽是晚出之书，但它所描绘的这幅农村公社的图景，大致反映了春秋战国以前的真实情况．在公社的小天地里，既有农业和家庭副业，又有手工业和商业，甚至连巫医百草也都具备，可以说是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社会单位。公社的土地以“分地”的形式分配给各家耕种，而在公社成员之间，还保留着帮工协作(“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的古老习俗。

马克思曾经指出，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基本特征是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归农民各家私有；耕地也分配给各家耕种，但仍归共同体所有，并定期在公社成员之间重新分配⒀。中国古代农村共同体的份地制，是否具有这种公有与私有二重性的基本特征呢?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汉书·食货志》曾经提到了古代一种爰田制：

    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

我从前曾经指出，这种制度正如惠士奇所说，实际上是春秋时代晋国作爰田和后来秦国商鞅制辕田的内容，班固误以为殷周之制⒁。在爰田制下，农民的份地已经不再定期重新分配，而是“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但是它却给我们透露了，在此以前，农民的份地是不能“自爰其处”的。为什么不能“自爰其处”呢?就是因为份地要定期重新分配。《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

    司空谨别田之高下善恶，分为三品：上田一岁一垦，申田二岁一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主易居，财均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