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也；食口六人，中家之数也；食口五人，下[家之数也]。”[23]所谓上地、中地、下地，究竟有没有具体的区分标准呢?我们过去并不了解。而《田法》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资料：“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覆以为率。”也就是说，区分上田、中田、下田的标准是每亩的平均年产量。它们之间，亩产量大致相差三分之一左右。按照三等授田制的规定，上家授上田百亩，中家授中田二百亩，下家授下田三百亩。但上田不必休耕，中田每年要休耕三分之一，下田每年要休耕三分之二。这样一来，不论上家、中家、下家，实际耕种的都是百亩左右。上家岁收二百七十石，中家岁收二百石，下家岁收一百三十石。但上家食口多，中家、下家食口少，所以实际上每人平均口粮大致不会相差太多。
所谓“余夫亦如之”，以往治《周礼》的经解家大都认为一家之内，除正夫授田外，余子也同样授田。但这里有一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如果余夫授田的亩数也如同正夫，那么一家之内余夫和正夫授田还有什么区别呢?有的学者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从孟子所说的“余夫二十五亩”来找出路。金鹗《求古录礼说·井田考》对此曾有论述：
窃谓子弟必三十有室，乃为余夫，受田二十五亩．俟其丁众成家，方授其百亩之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此羡卒即余夫也。余夫可为卒以田猎追胥，必非幼弱所能。羡卒在家七人之中，其不受百亩之田可知矣。
金鹗指出余夫并非泛指子弟而须是有室者，这个意见比起其他人来是前进了一步。但他认为有室的余夫授田二十五亩，俟其丁众成家方授百亩之田，这种说法也值得怀疑。因为所谓“余夫二十五亩”之说，只见于《孟子》，我们在其他先秦文献中并没有见到这样的记载。孟子自己谈到农民家庭时，有时说“五口之家”，有时说“八口之家”。“八口之家”食口多，除正夫之外，无疑会有余夫，可是他们和“五口之家”一样，同样也是治“百亩之田”。银雀山竹书《田法》在谈到上家、中家、下家的食口人数之后，接着说：“□□□以上、年十三岁以下，皆食于上。年六十[以上]与年十六以至十四，皆为半作。”半作也就是半劳动力。《周礼·小司徒》说：“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食口人数和负担力役的人数不一样，就是因为老幼和半作可以减免。《小司徒》和《大司马》所说的“可任也者”、“可用者”，无疑也应包括全劳动力的正夫和余夫在内，可是它们都没有谈到余夫授田。如果余夫普遍授田的话，各家的份地实际上都会大大超过百亩这个基本数额。而且，授上田的上家人口多，余夫也多，倘若余夫授田，上家拥有的耕地将比中家、下家多得多，这也违背了授田制“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的基本原则。所以，我怀疑《遂人》所说的“余夫亦如之”，并非一家之内的余夫另外授田，而可能是指凡成家而另立门户的余夫，其授田亦如正夫。《遂人》授田以成家的正夫为对象，但野人不像国人那样保留家长制的大家庭组织，余夫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就成家立户，对于他们的授田当然应该作出规定。
还有一个问题：国人有无助耕公田的负担?孟子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历来许多学者都认为野人要助耕公田，国人则只负担军赋。但我们知道，周天子的王畿有藉田，藉田也是借民力助耕的一种公田。孔子说：“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远迩。”[24]《*[（左下）訁+戈]簋》铭云：“王曰：*[（左下）訁+戈]!令汝作司土(徒)，官司耤田。”[25]可见国人原先是要为藉田提供无偿劳动的。孟子说：“《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26]照此看来，孟子并不否认西周国人也助耕公田。那末他为什么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呢?原因就在于藉田废止以后，国人只负担军赋而不再助耕公田了(至于力役，则不论国人、野人，都是有的)。《国语·周语》说周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绪而弃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财，将何以求福用民?”如果宣王所废除的仅仅是藉田的仪式，那是谈不到“困民之财”的。很可能，他是把公田分给国人而采取征税的办法。王畿藉田废止以后，其他诸侯国的藉田也相继废止，因此到了春秋时代，我们已经看不到国人助耕公田了。
四、土地私有化的第一种途径：公社农民的
份地变为个体小农的私有土地
马克思说，私有制的性质“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