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环境史与考古学

    环境变迁，特别是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环境变迁，在史书典籍中记载很少，这为环境史研究造成了许多困难。仅仅依靠文献记载来研究环境史，是远远不够的。考古发现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扩大研究人员的视野，为环境史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

    考古发现的古代遗迹、遗物，凝结有丰富的科学信息，是无声的语言。解读这些遗迹、遗物，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关环境的信息。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出现了沙漠考古、环境考古等新兴的考古学分支学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人，都十分重视考古发现，环境史研究亦应如此。

    人工环境，如水渠、塘坝、城镇、长城、运河、耕地等等，即使是由于年代久远，遭到了自然和人为地破坏，总会留下一些痕迹。通过考古学方法，这些遗迹的时代是可以判定的。只要确定了其时代，其性质、作用、影响便可以迎刃而解。古居延绿洲在弱水尾闾，在西汉时代绿洲相当繁荣，而今天古居延绿洲已完全消失，成为巴丹吉林沙漠的一部分。古居延绿洲深陷沙漠戈壁中，从古代城堡、水渠、墓葬、耕地的分布来看，汉代垦区重心在弱水左岸，唐代垦区重心在弱水右岸西部，西夏和元代垦区在弱水右岸东部。垦区空间的不同分布，说明了什么?经深入研究以后，发现是与垦区迅速沙漠化有关。汉代垦区耕种不久，即由于地下伏沙出露而沙漠化，于是，唐代只能放弃汉代旧垦区，另去开辟新垦区。唐代的新垦区不久又沙漠化了，西夏和元代无法利用汉代和唐代的旧垦区，只能又去开辟新垦区。最后，两夏和元代的垦区也无法逃脱沙漠化的命运。由于此种原因，汉代、唐代、西夏和元代的垦区都不在同一个地方(在个别地方有重叠现象)，在文献中虽有汉、唐、西夏、元代在居延垦区耕种的记载，却不详不同时代垦区的关系，许多人误认为是垦区先后沿用不衰。通过考古学研究，得以确定不同时代的垦区并不是先后沿用，而是不断改换垦种的场所①。这种现象在西北地区，颇具代表性和典型性。

    在考古发掘中，经常出土古代农作物的种子、动物的骨骼以及房木、农具等等，这为研究古代人类居住的环境和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关于我国稻作的起源，一些农学家和民族学家根据文献记载进行过论述，虽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然而没有可靠的实物证明，使得这种论述有些苍白无力。大量考古发现，为稻作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我国史前栽培水稻在考古中多有发现，据统计，至少有130余处。其分布地区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占发现地点的73．7％。其中以浙江余姚河姆渡和罗家角、江苏吴县草鞋山和澄湖的发现最为重要，既有籼稻，又有粳稻。由于地层明确，且有大量的人类生产生活器物与其共生，故可以断定属于已经被人类驯化的水稻，而不是野生的水稻。河姆渡遗址、罗家角遗址据¹⁴C年代测定，距今约7000年左右，可知早在7000年以前，我国即已出现了水稻种植，长江中下游应是我国水稻的主要发源地凹。实物的证据比理论推测更有说服力，更能取信于人。

在考古发掘中取得的孢粉，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其时代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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