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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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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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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武则天时期的成绩，也指出了她的酷吏政治的残酷性。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93-1）纠正了他原来认为武则天代表中小地主或庶民地主的观点，认为武则天并没有自觉的阶层意识，她对上层集团严刑重罚，对下层民众基本实行“无为”政治，即所谓“上法下道”。
近年出版的《薛仁贵》（黄约瑟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李光弼》（马驰著，陕西师大出版社，1996）是两位杰出军事家的传记。《薛仁贵》澄清了关于传主的一些粉饰和迷雾，力图通过薛仁贵的事迹展现唐代前期军事外交的历史。《李光弼》通过描述一个有契丹血统的蕃将的身世与战功，再现了中唐平定内乱那场血雨腥风的斗争，并且从“光弼现象”分析了唐代蕃人汉化的基本历史特征。田居俭《李后主新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以优美而略带伤感的笔调叙述了南唐李煜作为绝代才子和薄命君王的一生。
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从盛世走向了衰弱。关于这次事变的原因，陈寅恪曾经从种族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河朔地区大量的蕃胡内附，安禄山等人成为胡族的首领，种族和文化上的矛盾导致了战乱的发生和割据局面的形成。五十年代以来，大多数著作都从民族压迫、阶级矛盾和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边疆节度使权力的过重来进行探讨。西方汉学家蒲立本早就论述了安禄山的粟特人血统，最近荣新江《安禄山的种族与宗教信仰》（《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史学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通过仔细分析各种记载，确认安禄山及其亲密从属有祆教的宗教信仰，安禄山以祆教的“光明之神”自居，对于参与叛乱的胡人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唐代藩镇曾经被看作是地方分裂割据势力的代表。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大部分藩镇在大部分时间对中央的态度是恭顺的，跋扈割据只发生在特定时间（如德宗贞元间和僖宗以后）与特定区域（如河朔地区）。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进一步把藩镇划分为不同类型，这些类型根据其功能和地域特点分别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东南财源型。王援朝提出藩镇的类型应该划分为长期割据型、一度割据型、京东防内型、西北防边型、南方财源型。（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也有一些文章对武宁镇、忠武军、宣武军等个别藩镇做了专题研究。（参见刘建伟《唐代武宁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河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93年第3分册）；于式《唐宣武镇始末》（《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何灿浩《唐末地方动乱的新特点》研究了唐朝末年地方动乱的新特征，即动乱的主体力量由以军士变成了刺史和军将，动乱的地区也以州为主。地方独立化的趋势在明显增强（《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1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他的《唐末方镇的类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卷，2000）研究了黄巢起义后方镇的四种形态。
牛李党争与宦官专权。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首先用党派之分来解释牛僧孺、李德裕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岑仲勉《隋唐史》等论著力主李德裕无党，旧史“牛李”的李指李宗闵。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提出牛党为进士科出身的庶族地主的代表，李党（以李德裕为首）是门荫出身的门阀士族地主的代表的看法，实际上是对陈寅恪观点的进一步引申。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1979-6）以对藩镇的态度来划分牛李两党阵营，认为在公卿显官集团、豪强大地主阶级、中小地主阶级中，李党是公卿显官集团的政治代表，他们与中小地主结盟，反对藩镇割据，从而与代表豪强大地主政治利益的牛党发生冲突。此文反映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力图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解释党争的研究思路。王炎平《牛李党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仔细考辨牛李党争中的人和事，认为李德裕父子并未结党，并且把牛李之争定性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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