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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学生郝春文研究了这两类社邑与寺院的密切关系;研究了社邑活动中受到儒佛两种文化影响的情况;研究了社邑活动中的春秋座局席是每年二月和八月的社祭、欢宴活动,而不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说的社人参加寺院的俗讲活动。他们合作的论文《敦煌社邑的丧葬互助活动》(《首都师大学报》1995年第6期)认为丧葬费用的浩大是促使唐后期五代宋初民众结社互助的原因,文章讨论了丧葬互助的具体办法。刘永华《唐中后期敦煌的家庭变迁和社邑》(《敦煌研究》1991-3)通过分析天宝六载到大历四年的敦煌籍帐,认为大量残破家庭的出现,家庭生育、感情、保障和教育功能的破坏和丧失,是群众自发组织社邑互助的重要原因。宁可、郝春文合撰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收录社邑文书345件,为该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史念海《隋唐时期的交通和都会》(《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系统地考察了隋唐时期政治都会(京都和陪都)、经济都会(扬州、益州和开元十五道采访使治所)以及沿边沿海城市等的地理和交通情况。张泽咸《唐代城市构成的特点》(《社会科学战线》1991-2)概括了城市布局和坊市格局的变化。与辛德勇《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等历史地理学家利用考古资料对唐代城市建筑和坊市布局进行研究不同,宋肃《唐代之长安研究》(台北,大立出版社,1983)则试图探讨唐代长安的市民生活。黄新亚《消失的太阳——唐代城市生活长卷》(湖南出版社,1996)从外来文化(“胡风”)的输入、城市布局设施、市场的繁华与活跃、科场的士子与求学的少年、佛教信仰与佛寺文明、节日与休闲活动等方面描述了以首都长安为典型的城市生活情况。程蔷、董乃斌《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分为岁时节日、都市民俗、妇女生活习俗、文人士子风貌、神灵崇拜与巫术禁忌、民间文学与技艺六个部分叙述唐人的精神生活。武伯伦《唐长安郊区的研究》(《文史》第三辑,1963)是少有的一篇研究城市郊区的论文,他试图从出土墓志及有关诗文中说明长安市郊的田园别墅的风貌和劳动者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此外还有一些论文以小说笔记等为资料讨论了长安的治安、消防、文化和人文景观。

寺院作为宗教性社会组织也受到学者的重视。30年代何兹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就论证了佛教寺院是一个很完备的教会组织。80年代他重新研究佛教寺院问题,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1)论述了寺院内部的财产关系,包括寺院财产(三宝物)的借用、出贷、僧尼的膳食供给、赡待道俗的开支办法等。谢重光有多篇论文研究中国佛教寺院,讨论了寺院的社会文化功能以及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张弓的近著《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煌煌八十万字,是迄今篇幅最大的中古佛教寺院文化的研究专著,共有九篇。 “寻蓝篇”根据高僧传、正史和后世方志的材料列举了汉唐寺院分布情况,介绍佛寺型制的演变。“造设篇”论述寺院的营造者(檀主)、营寺动机、寺院的命名及其文化意义和寺院营造体现的人天和合的景观。“基壤篇”寺院的经济来源和寺院经济。“僧伽篇”僧尼仪制、寺院规约、僧官制度和僧伽管理。“科门篇”论述佛经翻译、义林宗派、禅宗佛寺、佛门律学和声呗之学。“妙相篇(上下)”概述寺院和石窟绘画造像区群及其艺术成就。“文苑篇”写僧人撰写或与寺院有关的人文著作和文学作品。“艺技篇”写佛教乐舞、戏弄以及与僧人和寺院文化有关的书法、茶道、医药与历算。“辅世篇”论述寺院与世俗社会的有关问题,如岁时节令、寺学外藏以及寺院停寄纳客、悲田济贫、护生营林的功能。如此宏篇巨制,有作者长期深入研究的心得,也有综合概括前人成果之处,反映了作者试图全面地展示中古佛教寺院文化内涵的努力。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统计与分布、人口迁徙和人口寿命等问题。30年代《食货》曾发表易曼晖《唐代的人口》(第3卷第6期,1936)、黄仙谷《唐代人口的流转》(第2卷第7期,1935)的论文。前文利用一般史料讨论唐代户口分布、人口政策和唐后期人口南迁问题;后文分“移民”、“流徙”、“战争影响”和“逃亡就食”四个方面论述当时人口流动情况。8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口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对旧史记载人口资料的考证。翁俊雄《唐初政区与人口》(北京师院出版社,1990)主要对《旧唐书·地理志》贞观十三年大簿的户口数进行考订;《唐朝鼎盛时期政区与人口》(首都师大出版社,1995)则对天宝十二载户口情况进行考订。他的论文集《唐代人口与区域经济》(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5)也收入了多篇考察唐代人口问题的论文。其中关于唐代人口的职业构成的文章立意颇新;关于《通典·州郡门》的户口系年,认为应该是开元二十九年的户口数,与通常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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