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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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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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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视野比较开阔，不仅讨论了马政，还广泛地论述了马政与边防、内政和外交的关系。卢向前、王冀青则利用出土文书研究了交通通讯用马的问题《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1986年第2期）。
法律制度。法制史的研究是历史学和法律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倪正茂《隋律研究》（法律出版社，1987）对隋律制订的背景、内容和阶级本质、历史地位进行了专门探讨。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以论文集的形式讨论唐律的制作年代、社会基础和阶级本质以及唐律的渊源与内容等。韩国磐《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也部分地论及隋唐的法律问题。它们与程树德早年的《九朝律考》（中华书局，1963）一样，都是典型的运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法律制度的著作。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上篇主要研究唐律的立法原则，下篇探讨《唐律疏议》中规定的犯罪种类和诉讼程序，是典型的法律学研究方式。台湾的戴炎辉六十年代在《法学丛刊》、《法律评论》等各种杂志上发表20来篇论述唐代各种法律和刑罚的文章，并出版了《唐律通论》（台北，正中书局，1964）、《唐律各论》（台北，三民书店，1965）。90年代以来，大陆学者王立民、钱李群等在《法学研究》、《法学》、《比较法研究》等专业法学刊物和学报上也发表许多从法学角度研究唐代法律的论文，出版了《唐律新探》（王立民著，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3）、《唐律与唐代法律体系研究》（钱李群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唐代行政法律研究》（钱李群、艾永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著作。与历史学家主要擅长文献和史实的考订与说明不同，从事法律研究的学者力图运用现代法学概念和范畴去梳理古代法制史内容。关于治安、贪污、自首、狱政以及审判监督机制、刑讯责任制度、刑事起诉制度和刑事审判制度、经济立法、商事立法、市场立法等专门的法律问题，近年也都有论文发表。刘俊文《唐代法制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是其多年研究唐代法律的总结性成果。
礼制研究。高明士在发表《从律令制度论隋代的立国政策》之后，又把《隋代的制礼作乐》作为隋代立国政策之二来探讨（分别见《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91；《隋唐史论集》，香港，1993）。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和《沙洲傩礼考》结合敦煌文书的研究，提出了唐代后期礼的日用化和世俗化的重要论点，这两篇文章的扩展，加上对《大唐开元礼》与敦煌书仪以及高昌祭礼的研究，构成了其专著《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中的《敦煌礼论》篇的主要内容。最近他又发表了《王涯与中唐时期的令与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详细讨论了王涯对礼和令的改革，认为改革的失败象征着盛极一时的礼和令已经走向“后开元礼”和“后开元令”时期。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关系试析》、《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为中国文化中的礼、法合一论提供进一步的具体论证（分别见《北京大学学报》1983-5、1984-5）。任爽《唐代礼制研究》（东北师大出版社，2000）论述了唐代吉凶兵嘉军五礼的一般内容。
五 社会史
社会史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30年代陶希圣、董家遵、陈鹏等就发表了不少研究唐代社会生活史的论著。5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论著是凤毛麟角。80年代以后才又东山在起。徐庭云《隋唐五代社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是此时期的综合性著作。
社会结构。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第一章“阶级”划分为“贱民”、“娼妓”、“劳动”、“贵族”、“坐食”，反映了30年代学者对社会结构的看法。韩国磐的长篇论文《隋唐五代时期的阶级分析》（《隋唐五代史论集》，三联书店，1979）就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和贱民等级的情况做了一般论述。张泽咸的专著《唐代阶级结构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参见刘健明书评，刊《唐研究》第4卷，1998）对唐代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具体分析。他对衣冠户、寄庄户、客户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乡村上户、乡村次户与乡村下户等概念用以分析乡村社会构成具有新意。
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研究以对士族和庶族的研究最为充分。唐代士族研究中的分歧的主要症结是人们对于什么是士族、什么是唐代士族的理解有偏差。如果说唐代士族只是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的遗存，那么他们政治势力在总体上的衰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些家族通过科举制等保持了高官厚爵，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它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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