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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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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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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吐鲁番文书中的部曲得出结论说，在内地部曲逐渐绝迹时，西州却由于作人的转化和奴婢的放良而有相当的存在。朱雷《〈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的现实意义》（《中国前近代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7）根据对吐鲁番文书的仔细探究，认为唐代部曲客女根据实际需要也会用于农业劳动；逐渐消亡中的部曲客女之所以仍然存在唐代法律条文中，是因为现实中有不少身份接近的贱口，仍需要继续按照前朝法律来比附处理。
研究者大都认为唐代“贱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随着纳资代役等的普遍推行逐渐趋于减轻或消失。关于奴婢问题，唐代奴婢究竟是奴隶制的残余，还是封建社会必然的现象？实际上不涉及对资料的理解，而是取决于对“理论”的接受。孟昭庚《唐代的奴仆问题》（《唐史研究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用“奴仆”的概念来说明唐代奴婢的性质，认为唐代奴婢有向佣仆过渡的趋向，达官贵人的佣仆有的实际上是党羽和鹰犬，不能以一般奴婢视之。李天石发现中唐以后奴婢出现了雇佣化的趋势，认为这是商品经济活跃和雇佣关系发展的结果（《试论唐宋时期奴婢的雇佣化趋势》，《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唐宋时期典身性质的变化及其意义》，《历史研究》1993-3）。至于寺观依附人户，早在三十年代何兹全就指出寺院领户具有农奴性质。这一基本看法迄今没有根本变化。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等研究成果使人们对于寺户、梁户的认识更加具体、系统和深化了。他还研究了寺户等向常住百姓的演变，认为这反映了寺户制度的衰落。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2）注意到中唐后以世袭贱口为基本成分的寺观依附阶层的没落时，大批良口却依附于寺院，他们即所谓“枝附”，认为枝附是晚唐社会特殊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寺观依附人户。“博士”在敦煌文献中特指有技艺之人。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寺院中的博士》（《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2）认为敦煌寺院中的博士包括独立手工业者的雇匠和依附寺院的手工业者，后者包括寺户和常住百姓。谢重光《净人新探》（《社会科学战线》1991-2）讨论了这一用以指称寺院依附人户的外来名词伴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而逐渐消失的历史过程。
关于僧尼的研究。郝春文的新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不仅论述了敦煌地区从俗人到僧人的过程和程序，而且详尽讨论了该地区僧尼生活方式、财产关系、宗教活动和收入以及僧尼的遗产处理和丧葬问题。但很少有论著专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道士和女冠的生活。
关于隋唐五代家庭的研究，30、40年代的论著大多从法学、社会学的角度立论。例如陈鹏（鲲化）是学法律出身，他的《唐宋时代家族共产制度与法律》（朝阳大学《法律评论》第12卷第1、2期，1934年1月）、《唐律继承法研究》（《法律评论》第15卷第3、4期，1947年7月）讨论了唐代家庭财产共有及继承问题的法律意义。近年邢铁《唐代的遗嘱继产问题》（《人文杂志》1994-5）、《唐宋时期的立嗣继产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94-3）考察了家庭财产继承的具体手续和程序。魏承思《唐代家庭结构初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2期）等论文认为简单个体家庭是唐代普遍的家庭结构。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也有一章专门概述家庭问题。冻国栋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比较细致地统计出唐代西州的家庭平均人口为4-5口，沙洲大约为5口左右，与内地差别不大（《唐代人口研究》第6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杨际平、郭锋、张和平合著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岳麓书社，1997）统计了敦煌文书中资料比较完整的126户家庭情况，得出核心家庭占52.4%，主干家庭占16.7%的结论。该书还对家庭的功能、家族生活及家庭与家族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婚姻关系的研究比较热门。陈鹏从30年代就开始撰著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定稿于1957年，基本依据文献资料讨论古代婚姻制度。董家遵的30年代在中山大学《社会研究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研究唐代婚龄、离婚、收继婚等。赵守俨《唐代婚姻礼俗考》（《文史》第3辑，1963，收入《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周一良《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文物》1985-7，收入《唐五代写本书仪研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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