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
|
|
秦汉时期，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局面，加强各地区之间尤其是中央和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的联系，中央政府建立了一套较为严格完善的邮驿制度。但是，由于文献记载零散不足，给这一课题的研究带来很大困难。本世纪以来，随着大量秦汉简牍、封泥和碑刻等的发现，为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新材料，极大地促进了该课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迄今为止，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虽不及该时期其他领域诸多问题的研究那样细致深入，但与前相比，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以下就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成就及存在的不足作简要介绍。
一
本世纪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本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为第一阶段，此阶段虽屡有秦汉简牍出土，但公布较晚。如《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953年始由大英博物馆公开发表，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1948年出版，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释文之部》和《考证之部》分别于1943年和1944年由四川南溪石印，直到1949年始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因而，此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依据文献材料，利用简牍材料的研究者不多。有关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邮政发达简史》（注：载《中外经济周刊》923年第29期）， 杨志章《中国邮政制度考》（注：载《学林》1925年1卷9期），张梁任《中国历代邮制概要》（注：载《东方杂志》1935年32卷1期）， 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初稿导言》和《汉代邮驿交通史略》、《整理邮驿史料之商榷》、《先秦邮驿交通史略》（注：载《交通杂志》1935年3卷11期、1936年4卷8期，4卷4期及1937年5 卷1期。），贺昌群《烽燧考》（注：原载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1940年2 期，后收入《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孙毓棠《汉代的交通》（注：原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论丛》1943年第1辑，后收入《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吕思勉《汉世亭传之制》（注：《学林》1941年第4辑。）， 严耕望《汉代之亭制》（注：《大公报》1946年9月10日。）， 劳干《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和《释汉代之亭障与烽燧》（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以下简称《集刊》）第16本、第19本。），王国维《简牍检署考》（注：见《王国维遗书》第六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和《敦煌汉简跋十一》（注：《观堂集林》卷十七，中华书局出版。）。有关著作还有王国维《流沙坠简·屯成丛残》（注：该书1914年在日本东京初版，1934年在国内再版。）、张梁任《中国邮政》（注：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注：中华书局1940年版。）和白寿彝《中国交通史》（注：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这些论著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还只是初步的，除楼祖诒等人以秦汉邮驿制度为题进行专门研究外，其他学者多是附带论及，偶有专门探讨也显得很零散，因而缺乏对秦汉邮驿制度较为系统全面的把握；至于对某些具体问题深入细致的探讨，则显得更加薄弱。
值得一提的是，此阶段日本学者浜口重国和伊藤德男分别在1935年和1941年的《东洋学报》22卷4期和28卷3期上发表了《汉代的传舍——特别是其设置地点问题》和《汉代之邮》两篇文章，对汉代邮驿制度进行了探讨，虽未能看到全文，但后来森鹿三和大庭脩在各自的文章中都引用并进一步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因而得以了解文章的梗概。（注：参阅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大庭脩《汉代的啬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战国秦汉史研究室编《简牍研究译丛》（以下简称《译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6年为第二阶段。（注：1966—1976年“文革”期间，难以划入哪一阶段，始附于此。）此阶段有关论著的数量不多，但不乏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前，这与居延汉简的出版是密不可分的。19[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