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
 |
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
|
|
究》1979年3期。）、 高敏《秦汉邮传制度考略》（注：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 ）和《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记》（注：原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后收入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论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薄〉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注：载《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 李均明《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封检题署考略》（注：载《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 侯灿《劳干〈居延汉简考释·简牍之制〉平议》（注：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边亭》（注：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何双全《两汉时期西北邮政蠡测》（注：载《西北史地》1990年2期。 ）、张玉强《汉简文书传递制度述论》（注：载《人文杂志》1994年5 期。）、宋会群、李振宏《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注：载《河南大学学报》1993年1期。）、 曹尔琴《中国古都与邮驿》（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2辑。）、 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注：载《文物》1990年10期、1997年1期。）、 《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注：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期。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注：载《学术月刊》1997年5期。）、 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注：载《历史研究》1997年4期。 ）、大庭脩《再论“检”》等（注：载李学勤主编《简帛研究》第一辑，法律出版社1993年。）；此外，出版的专著有：刘广生主编《中国古代邮驿史》（注：人民邮电出版社1986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公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编著《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注：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版。）、马楚坚《中国古代的邮驿》（注：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版。）、臧嵘《中国古代驿站与邮传》（注：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注：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等。
这些论著从不同角度对秦汉邮驿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某些方面填补了空白。如熊铁基先生充分利用云梦秦简和有关文献与汉朝制度相互参证，对秦代邮传的作用、交通工具和传递方式、传食和馆舍以及符传等进行研究，勾勒出秦代邮驿制度的基本线索和内容，论证了秦汉邮驿制度是前后相承的，从而填补了长期以来秦代邮驿制度研究中的空白。高敏先生通过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系统考察，认为虽然春秋战国就已形成邮驿制度，但其迅速发展和组织机构的逐渐完备，还是在秦汉时期。日本学者大庭脩在总结了王国维、原田淑人、劳干、侯灿和李均明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检署制度进行了再探讨，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他学者的论著也多有创新，不再赘举。
二
回顾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状况，可谓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但研究的主要问题与成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邮驿机构。关于秦汉邮驿机构，普遍认为可分为邮、传、亭、驿四种，但就相互间的关系和异同，则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高敏等认为，邮、驿、亭、传的差别主要是职能和设置距离的不同。邮、亭均具有邮传机构与专政机构两方面的职能，而传、驿则主要是邮递性质的机构；邮是五里一个，亭是十里一个，驿、传则是三十里一置。此外，就规模而言，驿、传较邮、亭为大，除有食厨、传舍以供食宿，还有厩置以供车马；至于驿、传之别，则“传用乘车而驿用乘马而已”（注：载《历史研究》1985年3期。）。白寿彝认为，邮和亭是不同的， 亭是供客止宿的地方；邮是传书的机关，也可供人止宿，郡县各行政组织间的文书、上封事、奏疏均可用邮；驿也是传达消息的设备，与邮相似，二者的不同是在传书的方法上。邮有邮人，可以负完全传寄的责任；驿则只供给传书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