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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秦汉邮驿制度研究综述

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57年和1960年,劳干在台湾先后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和释文之部的重订本。此间,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根据部分居延汉简的照片整理释读的《居延汉简甲编》,共收入居延汉简2555枚,其中有照片、释文和索引。虽然这些版本都很不完整(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破城子等地共获汉代简牍一万多枚),但却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了文献所不载的许多新材料,而且还可将释文与照片互参,为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此阶段对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几乎全都是由此而引发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劳干《汉代的亭制》(注:载《集刊》第22本。)、陈直《汉晋过所通考》(注:载《历史研究》1962年6期。)、陈梦家《汉简考述》(注:原载《考古学报》1963年1期,后收入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注:载《文史》第3辑。)、 陈邦怀《居延汉简考略》(注:载《历史教学》1964年2期。)和陈公柔、 徐苹芳《关于居延汉简的发现和研究》(注:载《考古》1960年1期。), 人民邮电出版社还于1958年出版了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此外,国外学者也有多篇论文发表,主要有:藤枝晃《汉简职官表》(注:见《译丛》第一辑。)、鲁惟一《汉代的一些军事文书》(注:见《译丛》第一辑。)、永田英正《居延汉简集成》之一、之二(注:分别见《译丛》第一、二辑。)和《居延汉简烽燧考——特以甲渠候官为中心》(注:见《译丛》第二辑。)、森鹿三《论居延汉简所见的马》(注:见《译丛》第一辑。)和大庭脩《汉代的啬夫》(注:见《译丛》第一辑。)等。

  此阶段的研究大多立足于汉简材料,又不拘泥于汉简;既有总体全面的论述,也不乏对个别问题深入细致的研究。举凡汉代邮驿制度的渊源流变、邮驿组织机构、邮书传递方式、管理制度、邮路与邮站及汉代邮驿在邮政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均有论及。如劳干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从亭的布置、建筑、行政及都亭和传舍四个方面对汉代的亭制进行了研究。陈梦家根据居延汉简所见的邮书资料,列出了邮程和邮站表,对汉代的邮书记录、运行和管理进行了探讨,把汉代邮书课的内容归纳为邮书方面、邮书性质、封数及其装束、发文及收文者、邮站和传递者、邮站收发时刻、邮程及时限、传递方式和其它等10个方面,从而将汉代邮驿制度的研究从较为宽泛抽象的概论引入到更为具体细致的深入探讨。而楼祖诒则将汉代邮驿制度置于邮政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论述了汉代邮驿制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作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更注重从细小问题入手,进行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永田英正通过对陈梦家据以立论的居延汉简材料进行重新考释和分析,指出了陈先生所列邮站表中的错误,颇具说服力。虽然第二阶段的研究成果仍存在一些不足甚至错误,但与第一阶段相比,确有很大推进和突破,很多方面对后来的研究者也颇多启发。

  从197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量秦汉简牍先后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
  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第11号秦墓出土了1155枚秦简,其中《秦律十八种》中的《语书》、《仓律》、《田律》、《行书》、《金布律》、《传食律》、《内史杂》等篇中有许多秦代邮驿的律文。这些材料由《文物》1976年6—8期首次公布后,1978年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睡虎地秦墓竹简》。由于此前从未有秦简出土,故其史料价值极大。在此以后,又有多批汉代简牍出土,释文也相继公布或出版,有的则经重新校释整理而再版。其中与邮驿有关的主要有:1984年公布的《敦煌酥油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木简》和《甘谷汉简考释》(注: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文物出版社继1984年、1985年出版林梅村等编著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后,又于1987年和1990年先后出版了谢桂华等校释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上、下册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单位联合整理编著的《居延新简》;198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薛英群等注的《居延新简释粹》;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了吴礽骧等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199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由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四单位编著的《尹湾汉墓简牍》(此前,《文物》1996年8 期刊登了《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随着大量新材料(尤其是云梦秦简、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和尹湾汉简)的公布和出版,学术界对秦汉邮驿制度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其中有很多学者充分利用新资料,在吸收已有成果的同时,还补充、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不足和错误。此阶段研究论著甚多,不能一一列举,择其要者有: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注:载《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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