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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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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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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载《敦煌石室真迹录》）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蒋斧《老子化胡经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载《敦煌石室遗书》），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化胡经》写卷的文字进行了校订。《沙州文录补》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序》，王国维跋指出此序应为魏明帝撰。摩尼教和景教方面，分别公布了《摩尼经》和《景教三威蒙度赞》的录文、图版。王仁俊按语认为《摩尼经》为唐写本，辑录了史书中一些有关摩尼教记载，但误将摩尼教视为回教。蒋斧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略》，罗振玉又对蒋文有所补充，但他们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的论断都属于推测。 王国维《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学术杂志》1921年11期），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又发掘出一批反映摩尼教在中国流行情况的汉文资料。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国学季刊》1卷2号，1923年），认为摩尼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武后延载元年（694年），并考察了此后其流行与遭禁的有关情况。
第四个方面是对唐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最早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也是王仁俊。1911年，他刊布了《唐写本开元律·名例疏》（《敦煌石室真迹录·已集》），录文后附有他撰写的《唐开元律案证》。“案证”结合传世《唐律疏议》考定写本为唐开元律疏《名例》的一部分，认为此写本当即唐尚书都省所写，发使散于天下的五十本之一。“案证”用写本与传世本对勘，互相校补，指出传世本并非开元二十五年律疏，因而写本对于了解唐律的演变及开元律疏的修撰过程都有重要意义。《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唐代《水部式》残卷录文，罗振玉目录提要据《白氏六帖》考出其名，指出该卷可补《唐六典》、《新唐书·百官志》缺失者十处，并据该卷结合传世文献考察了唐代的海运情况。《敦煌石室碎金》亦刊布了罗振玉校录的“律疏”和《唐律疏议·杂律下残卷》，罗跋考定了写本与传世本的不同。同书还刊布了《永徽东宫诸府职员令》，王国维1919年跋云此卷系由日本狩野直喜博士所录，王氏经过考证，认为其为唐武德职官令。此名虽不够准确，但作者仅依据该卷的一小部分即判明了其性质，为后来者进一步考定其准确名称奠定了基础。
第五个方面是对地志类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敦煌石室遗书》公布了《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等地志的录文。罗振玉有关跋文和校录札记（均载《敦煌石室遗书》）考定《沙州图经》作于开元天宝年间，《西州图经》作于唐乾元以后至贞元以前；并据写本订正了《元和郡县图志》和两唐书《地理志》等史籍的缺失。《敦煌石室碎金》则公布了《敦煌录》。《鸣沙石室佚书》刊布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和《贞元十道录》等全国性地志。此前，刘师培已于1911年在《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国粹学报》辛亥第四号）中，据《新唐书·艺文志》和《太平寰宇记》，考出了《贞元十道录》的名称和作者，并指出了该卷与传世史志的异同。罗振玉所撰目录提要则考出了《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的名称和作者，并举例说明两个残卷可补正《元和郡县图志》、《通典》和两唐书《地理志》等书的缺失。《敦煌石室遗书》还刊布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的录文，此书虽为僧人游记，但因保存不少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故有的学者也将其列入地志类。罗振玉跋据慧琳《一切经音义》考定出此卷书名，并据其内容推断该书成于玄宗朝。罗振玉还撰写了《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校录札记》，指出写本的别字异文和伪误。
第六个方面是对有关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因受材料的限制和当时学术取向的影响，这方面的工作起步较晚。直到1924年，《沙州文录补》才刊布了数件户籍、手实和户状等户籍类文书。但当时学者尚不能分辨户籍、手实、户状等的区别，将这类文献均名为户籍。王国维的有关跋文依据传世文献和户籍类文书探索了唐代的户籍制度，并以户籍所载应受田数、已受田数与唐代文献中有关均田的规定进行比较研究，开启了运用户籍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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