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 |
 |
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
|
|
，不能据此否定均田制；各户各乡受田并非同年，在不同年月政府收回的口分田数量与受田户受田丁数亦不同，故户籍中所记各户已受田与未受田的比例不能划一。李必忠《唐代均田制的一些基本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5年2期）， 试图用唐代法律中有关宽乡、狭乡的规定解释户籍中受田不足的现象，并指出在户籍上有应受田、已受田、永业田、口分田等符合均田令规定的名目，且合计应受田数与均田令的规定基本相符，这都表明均田制确实实行了。 田野《关于唐代均田实施的几个问题》（《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4期），认为敦煌户籍证明了均田与私田是并存的， 户籍上出现受田不足的现象是因耕地少造成的。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历史研究》1962年4期）， 利用敦煌、吐鲁番户籍文书中保存的授田和还田的记载，进一步论证唐代确曾施行过均田制，并对文书中所记载的永业田、口分田、园宅田和自田等田地的性质做了初步探索。他还依据敦煌文献论证唐代确实存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唐耕耦《从敦煌吐鲁番资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实施》（《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1期）， 对敦煌户籍所载各户应受田数量依据田令的规定进行了全面核算，结果与上述李必忠的结论相合；他还对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授田还田的资料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唐氏的工作为上述多数学者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证据，但他同时指出田令施行的程度被夸大了。讨论的结果是多数学者接受了胡如雷等的观点，但邓广铭的文章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对均田制的研究，其观点对后来人们进一步探索均田制的实质有所启发。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租佃契约的性质，学者们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起初，人们将其都看作封建租佃契约。韩国磐《根据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文件略谈有关唐代田制的问题》始将其划分为两种类型，认为一种是贫苦农民不得已而典租土地，实现上是以田地为抵押的关系；另一种是缺地农民以很高租额租种土地。孙达人《对唐至五代租佃契约经济内容的分析》（《历史研究》1962年6期），进一步明确了这两种契约的不同性质， 指出一种是租田人利用租价（高利贷）剥削“田主”（贫苦农民）的关系；另一种是真正的封建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地租是租地人向地主提供的无偿劳动。上述探索对于深入认识古代封建租佃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王永兴《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历史研究》1957年12期），结合传世文献考出以前被人们称为“丁籍”或“男子之籍”的数件敦煌文书，系唐天宝十载政府为征发徭役而编造的“差科簿”，对文书中出现的职务和徭役名称分别进行了考释，丰富了人们对唐代徭役特别是色役的认识，是这一阶段史籍、文书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的成功之作。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4期），尝试通过敦煌、 吐鲁番文书中之物价资料探索天宝时的农民生活情况，认为一般农户好的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差的必至破产流亡。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6期）， 利用敦煌文书揭示了武则天长安年间关于逃亡人户法令的变化。
历史典籍方面。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对以往有关敦煌古籍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整理和汇编，其中包括我国学者在第一阶段介绍和研究敦煌历史典籍的主要成果，为人们了解、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方便。在此基础上对历史佚籍进行整理校录的有郑良树《春秋后语辑校》（《书目季刊》4卷4期，1970年）。传世史籍则以陈铁凡对敦煌本《尚书》的整理和研究最为系统。其《敦煌本尚书述略》（《大陆杂志》22卷8期，1961年），全面介绍了敦煌文献中保存的29 件《尚书》的内容、所存行数、书写年代和有关研究信息。而《敦煌本虞书校证》（《南大中文学报》〔台〕2期，1963年）、 《敦煌本夏书校证》（《南大中文学报》〔台〕3期，1965年）、 《敦煌本商书校证》（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和《敦煌本虞夏书校证补遗》（《大陆杂志》38卷2期，1969年）等论著， 则是参照多种传世本和相关文献分别对34件敦煌本《尚书》进行校录。《敦煌本尚书十四残卷缀合记》（《新社学报》3期，1969年），在王重民研究的基础上，将已断裂为14 件的敦煌本《尚书》重新缀合为5卷。此外， 陈铁凡《法京所藏敦煌左传两残卷缀合校字记》（《书目季刊》5卷1期，1970年），将两件敦煌本《左传》缀合为一卷，并与今本进行了校勘；《左传节本考》（《大陆杂志》41卷7期，1970年），对敦煌节本《左传》进行了考证。 对敦煌本《春秋谷梁传》作进一步校理的成果，有田宗尧《春秋谷梁传阮氏校勘记补正》（《孔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