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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

时间:2009-7-24 13:50:44  来源:不详
片校录了《神龙散颁刑部格》,并与唐律做了比较研究(《书舶庸谈》,1926年)。罗振玉也对该文书作过探讨。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唐律》和《唐律疏议》各二件,考证了各件的书写年代,指出了写本与今本的异同。王氏还据写本律疏考出传世本《唐律疏议》中之“疏议曰”,系因宋元人不明律疏之义“连疏于议”所致,发数百载之覆。金毓黻《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说文月刊》3 卷10期,1943年),最早对P.2504号文书进行了校录和研究,据《旧唐书·职官志》考定该件为《天宝官品令》,指出该件可与《职官志》、开元令互相印证,并列表具体展示其可补《职官志》之漏、误处。虽然此文对文书的定名未能成为定论,但作者的探索对唐令的研究仍有一定意义。

  从文献学角度研究地志类文书,此期趋于沉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介绍了一件新发现的带有原题的《沙州都督府图经》,考证其年代在证圣二年,不同意罗振玉的定年。王氏还介绍了两件《大唐西域记》残卷,附有与今本对校的校勘记。

  纵观第一阶段的两个时期,我国学者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很大成绩。前一时期我国学者所能接触到的敦煌文献十分有限,但他们不遗余力地多方搜求,并且几乎全部公布了他们见到的有关历史的文献。虽然在今天看来他们所公布的资料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些资料在此后几十年内一直是史学工作者利用敦煌文献的重要材料来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掌握的资料很不系统,其研究成果不免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他们对归义军史的探索和对历史典籍、宗教史文献、法律文献、地志类文献等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仍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学者所做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在世界上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罗振玉父子在这一时期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中贡献最大。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历史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应以王重民和向达的贡献最大。但后一时期我国学者接触敦煌文献的主要方式是亲赴巴黎、伦敦查阅,他们拍照、抄录的大量文书除《敦煌掇琐》外,大多未能像前一时期那样公开出版。这样,不能出国的人只能主要依靠前一时期公布的资料或出国者赠送的照片进行整理和研究,其研究范围受到很大限制。而这一时期我国赴欧洲访求敦煌文献的几位学者的治学重点又均不在史学方面,这当然会对历史研究在整个敦煌文献研究中所占的地位产生影响。就整体而言,后一时期国内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的重点在古籍,热点在文学,对历史典籍的重视是因其系古籍的一部分。与同期的日本学界相比,我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宽,如那波利贞对寺院经济文书和社邑文书等世俗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在我国尚无人涉足;一些方面的研究深度也有差距,未能出现如《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那样全面、深入、细致的论文。

  二

  第二阶段,我国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的条件开始得到改善。其表现,一是北京图书馆于1957年通过交换,得到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台湾史语所也于次年购得相同内容的缩印本(用缩微胶片冲印成册),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终于可在国内查阅英藏敦煌汉文文献的主体部分了。其二是商务印书馆于1962年出版了由王重民、刘铭恕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该目录著录了北图藏、英藏、法藏和散藏的共两万多件敦煌文献,为国内外学者了解、调查、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极大方便。这当然也有利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敦煌文献做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有关西北地区历史与民族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仍集中在对瓜、沙史事的探索上。 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3卷11期,1961年)和《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大陆杂志》29卷7期,1964年),依据文书记载和沙州的地理形势,提出寿昌、 敦煌并非同时陷落的看法,指出建中二年陷落者应为寿昌。虽然苏氏对敦煌的陷落时间仍沿袭了罗振玉的说法,但其思路对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9 卷 1期,1971年),对戴密微提出的敦煌陷落于贞元三年(787年)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论证,得到了包括苏莹辉在内的港台学者和欧洲学者的广泛认同。苏莹辉《论敦煌县在河西诸州中陷落最晚的原因》(《大陆杂志》41卷9期,1970年),指出敦煌陷落最晚与吐蕃进攻河西的路线、 河西节度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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