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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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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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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94年第5期）。
2.认为阿保机称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长民主推选制早已破坏，国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发展着，到阿保机时代正式建立起半汉化的封建国家制度。华山持此说（《阿保机建国前契丹社会试探》，《宋史论集》，齐鲁书社，1982年）。
3.认为契丹是以奴隶占有制为基础的各部落联合。陈述说，就全国范围看，契丹的社会形态是复杂的，还没有完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南部农区封建经济带动着全国，北境部族的内部一般还处在氏族阶段。在封建经济发生发展的同时，契丹的家庭奴隶制形式仍然存在。国内主要部分向封建制过渡虽接近完成，有的甚至刚刚起步，这一军事政治的联合体便瓦解了（《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28、44页）。
4.认为阿保机政权是在部落制度基础上建立的奴隶主的国家。赵卫邦说，契丹国家是在部落制度的废墟上形成的。从契丹的整个历史发展看，契丹奴隶占有制没有超出早期阶段。尽管奴隶制的发展曾有超出父权奴隶制的倾向，但在外来影响下，奴隶占有制的贵族转变为形成中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契丹国家的形成》，《四川大学学报》1958年第2期）。蔡美彪说，辽朝大约在景宗到圣宗时期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
5.认为阿保机建国前契丹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且已经包容了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经济成分。至圣宗时，具体地说是在澶渊之盟以后，是奴隶制衰落、封建制兴盛的关节线，封建制因素超过了奴隶制而居主导地位。漆侠持此说（《辽夏金经济史》第4、180页。）
关于阶级结构。陈述说，契丹皇室、诸王、贵戚以及宰相节度使等世官和汉、渤海人中的上层、地主等构成汗国的统治剥削阶级，以大汗（皇帝）为首的契丹贵族是这个阶级的核心；国内的宫户、部曲、农奴、部民和领属人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奴隶是其中最低的一层（《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45页）。杨树森持类似观点（《辽史简编》第138页）。张正明则认为，辽朝全体臣民的社会身分和法律地位分为三类，即贵族，平民（庶民），贱民（奴婢）。这是等级，它与阶级不完全吻合，但大体上是一致的。其中平民的分化比较驳杂，包容着从地主一直到有上中下三等及自耕、佃耕等区别的农奴民（《契丹史略》第99页）。
一些论者对宫户、头下户、蕃汉转户等展开讨论。
1.论为宫户、头下户是封建制度下的农奴。张正明说，宫户（亦称宫分户）分正户和蕃汉转户，都是皇室的农奴以及地位与农奴无异的牧民、猎民和工匠（《契丹史略》第105页）。费国庆也认为斡鲁朵户与头下户是农奴（《辽代斡鲁朵探索》，《历史学》1979年第3期；《辽代的头下军州》，《曲阜师范学院学报》1963年第1期）。
2.认为宫户和头下户是奴隶制下的奴隶户。陈述说，虽然头下军州和斡鲁朵领地的俘户们仍过自己的家庭生活，单身的也“使各有配偶”，但并没有摆脱奴主关系，他们仍是奴隶（《契丹社会经济史稿》第19、20页）。
3.认为隶属于斡鲁朵（宫卫）的州县并非宫分户。杨若薇说，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并非由私城而来，隶属于斡鲁朵的州县户与宫分户是迥然不同的。隶属宫州县的民户与斡鲁朵没有身分上的隶属关系。斡鲁朵拥有扈从皇帝的宫分户、州县民户和介于宫分户与州县民户之间的蕃汉转户。因此，说这些州县和人户是“皇室领地”，是一种误解（《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第一编“斡鲁朵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4.认为在斡鲁朵经济实体中，既有奴隶制，又有封建制因素。漆侠说，斡鲁朵（宫分）是由契丹正户和蕃汉转户组成的。契丹正户中一部分“上户”，具有奴隶主的身分；一部分则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斡鲁朵户中，还包括奴隶。至于蕃汉转户是具有封建因素的农奴（漆侠等《辽夏金经济史》第134-139页）。
关于各业经济的发展。陈述、张正明、杨树森、舒焚、漆侠等书中都对辽朝各经济门类的发展状况作了叙述。此外，还有一些专题史和散篇论文论述这方面的问题。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五章第六节为“辽代人口”。考察了辽朝各类人口，估计总数不会少于150万户，以每户平均6口计算，约900万人，较《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增加2倍多。李侠、晓峰《中国北方民族货币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二章为“辽（契丹）货币”，第三章为“西辽，喀喇汗（黑汗回鹘）王朝货币”。还有周锦章《辽代货币制度管见》（《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田广林《辽代货币经济述略》（《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等。
（二）政治与制度
关于辽朝政治与制度研究的专著有：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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