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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之我见——对的补充与管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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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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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风俗三个方面，而与文化地理联系似乎更为密切的、成果也不少的藏书楼、刻书业、书院的分布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直接制约区域文化盛衰的学额和会试的区域分配等要素的专题研究也都阙失。再如，最热门的课题——科举人物的分布和文化中心的变迁等专题研究也无。容笔者直言，<<研究>>重点推介的周振鹤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严格地说是一项成果汇编，内除胡阿祥的桐城文派作家的地理分布(该文已被<<研究>>单独列出) 外，其他基本上是“文化要素” 论著的重复。这与研究时段和内容大面积空白、许多经典被拒之门外、甚至20世纪我国为数不多的学术大师及国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社会史专家撰写并业已在国内产生很大影响的相关论著也只字不提的语境，显得不那么和谐。事实说明，这样一个内容丰富、薪传者甚众的学科的百年盘点，仅靠当代部分(确切地说是作者的同事或比较熟悉的)专业人才的成果是难以涵盖的。(按：第一作者葛剑雄教授在<<研究>>全文里，对自己的成果仅一笔带过，体现了大家的风范) 。
三 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是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核心
人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人物是文化地理的首要表征。当前，一些地方的历史文化景观之争，也大抵是历史名人的地域归属之争。从先秦到近代的所谓中国文化往往指比较狭义的精英文化；文化的创造与传播者，一般也是消费型的知识分子。除农民起义领袖和军事人物外，极大多数的历史人物与教育、家学、师承、郡望、藏书等文化因子和支撑这些要素的经济条件关系密切。虽然，经济、教育、交通等发达、政治稳定的地区不一定人才辈出；但人才较多的地区一般是经济、教育、交通和治安较好的地区。反之，个别人才出现在交通闭塞、经济、教育落后的地区是可能的；但在这种贫瘠状况下出现人文鼎盛的局面即使有，也是绝个别的。以明清而论，有哪一个较大的地域学派或人才发皇的城市产生在经济、教育、交通等落后的地区或时段？{按：复旦诸教授喜欢举例的当代浙江东阳人文荟萃与经济条件不成比例的个案属特殊情况，且其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八年抗战时期，作为半沦陷区的东阳，曾为当地青少年“带来前所未有的就学条件”（蔡一平语）……}。在基本没有诸如人口构成、教育状况、学术水平、出版事业等量化考核的时代，人物的地理分布最能反映区域文化的水准和变迁(王会昌的<<中国文化地理>>第107页也持这一观点)。如果说最狭义的文化是指学术文化(卢云语) ，那么，我的看法是，最狭义的社会历史文化地理乃至历史人文地理就是人物地理；人物地理与经济因素构成了历史社会文化地理乃至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流和核心。宗教、风俗、方言、郡望、会馆、移民、藏书、书院、学额、举额等因素，则是历史人物何以分布？文化中心怎样确立与位移的各种条件；这些东西可以单独探讨，也可交叉研究，但忽略了人物这个中心，往往不是难成主流，就是曲高和寡，抑或是建树主要在其他专门史。(按：当代专业人才卢云撰的<<汉晋文化地理>>之所以能跻身被引率前十名，主要原因正是文章有人物地理，他人引用的大多是其根据对人物籍贯统计得出的结论) 。
故人物的地理分布成为这一领域人们最感兴趣的课题，成果也最丰富。其中最堪称道的是上表丁、陈、缪、何四文。最有价值的论文集是缪进鸿主编的<<中国东南地区人才问题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 。然而，由于这些“流传甚广的论文和地图” (葛剑雄语)基本上是根据籍贯统计出来的，其结果与区域文化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至少从上世纪30年代就受到陈序经的质疑。近期的代表人物是葛剑雄教授。葛教授对按籍贯分布来反映区域人文升降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按人物的“出生地和生长地”来处理更符合实际，或应“将与人才有关的种种因素叠加统计、综合分析” (<<历史人物分布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三个问题>>，见上揭论文集) 。葛教授的观点我也乐意接受，但具体操作，谈何容易？
张伟然先生曾试图实践葛氏的理论。他在考察南北朝僧人时，按“生长地点” 为标准。但接下来操作时，又不得不首先声明：“本篇所谓生长地点，一般而言相当于籍贯” 。张先生是实在的。若要清清楚楚地查到513位出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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