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之我见——对的补充与管见 |
 |
时间：2009-7-24 13:50:45 来源：不详
|
|
|
人的生长地点，恐怕他至今还不曾动笔？因为许多历史人物的出生地，本身就是历史学中的一串串迷、一个个结，若能逐一破解这些迷与结，就等于完成了一篇篇论文，而有些迷、结是一时三刻所揭不了的。君不见，前几天沪上文化界人士不正是在为当代名人宋庆龄的出身地而忙碌吗？更何况是千年前的、包含两个意义的“生长地点”——出生并成长的地方。尤其是在量化考核业绩的时代，有多少学者有这个能耐，这实在是个问题。故葛教授的观点提出十年来，我们似乎还没有见到按“比较全面的指标”研究历史人物地理分布的成功例子。收入<<研究>>中的9篇关于人才地理分布的论著，似乎都是按籍贯统计撰写的，研究的方法与拙表中的文章并无二致；而有的论文，如叶忠海的<<南宋以来苏浙两省成为中国文人学者最大源地的综合研究>>，恰恰是以缪进鸿、丁文江、陈正祥的论据做基本史料的。如此取舍，似叫人难以信服。
顺便说说，当代历史地理的专业研究机构和人员，似乎对历史人物不甚感兴趣。这可以从本文的统计可看出来。再如，作为研究龙头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在已形成的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四大特色(宗教、风俗、语言、艺术) ， 没有人物和经济一席。故尽管该中心约占据了<<研究>>中35篇论著的三分之一，但没有一篇是专论人物地理的。然比较全面地论述文化地理又离不开人物。故在相关课题中，一些业内人士就只好屈尊地采取“拿来主义” 。 如<<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压轴章的压轴节——也最能反映学科综合性研究水准或有可能写得最出彩的篇章——“学术文化中心的转移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作者使用的基本上是第二手资料；接受的仍是海内外学人以籍贯为主考证出来的公卿将相、儒林道学、文苑艺人、进士鼎甲的地理分布。如此“复述” 若是用来写些推广性的东西，也无可厚非。但来反映“国内的最高学术水准” ，似不是我们的期盼。可见，在历史人物地理分布这一重大课题上，前沿学者对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新的理论与实践又没有很好衔接的现实，已制约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水准整体的提高。
我觉得，在人物分布研究中，新的探索仍要不懈。但是，由于人物地理所展现的往往是对某一文化区的相对宏观的勾画和概况评估，个别人的籍贯差异，不会对群体的结论产生较大的影响。如明清进士的分布，即使500-5000人的籍贯有误差，也仅占总数的1%-10%，不会对结论产生太大的影响。更何况他们之间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即如果按祖籍(乡贯) 归入甲省、甲府、甲县的人实际户籍(现籍)或出生地、居住地是乙省、乙府、乙县的，那么，反之亦然。诚如顾诚在谈到明代军人的卫籍(户籍) 与祖籍时借用古语所指出的“有所得必有所失”(<<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故传统的籍贯统计方法至少目前仍可大胆使用，但应尽量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同一项目，研究对象要采取相对统一的标准，并对个别特殊情况作适当处理；2、研究的时空单位尽可能缩小，并进行多种人才的比较分析；3、把人物分布的表征与原因结合讨论；4、实事求是，并一一交待资料出处。如同高考制度存在诸多问题，但目前还无法替代一样，历史人物的籍贯或出生地的统计，仍是当前历史人物地理分布研究的基本手段和文化地理考证的最客观的指标。历史人物的地理分布在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中仍可大有作为。
四 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希望：在精度和交叉研究上努力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内容丰富，成果众多，且发展势头强劲。但无庸讳言，高水平的文章不多；有相当多的论文可写可不写，或者说是为了职称而写。不要说“全面论述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的专著” 没有问世，就是一些重要的专题研究也乏力作。如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不仅是历史地理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全面系统讨论先秦至近代的中国文化中心迁移的论文至今仍没有出现(陈正祥重点讨论止宋)。再如，区或经济与文化、教育、人才的关系等基本问题的讨论，恐怕还没有真正展开。在科研队伍里，更没有出现象旁支学科，如人口史、移民史研究中形成的葛剑雄. 曹树基. 吴松弟那样的黄金组合。要提高学术品位，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就研究方法而言，当前要做的诚如<<研究>>所概括的“提高研究精度” 、“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努力” 。
(一)提高精度的前提------缩小研究统计的时空单位
目前，这一领域讨论的地理单位偏大，或比较模糊。如在讨论书院的分布时，往往以省为单元，或按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作参照。使得人们对较大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