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之我见——对的补充与管见 |
 |
时间：2009-7-24 13:50:45 来源：不详
|
|
|
域如省级的文化枯荣比较清楚；省以下的，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家的定论，也时有偏差。如王振忠根据谭其骧前辈的观点，链接何炳棣先生并非直接的分析，断定明代“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苏州和扬州3处” 。可事实是，明代苏皖的文化，首推苏州；徽州、松江、南京、常州属第二梯队；扬州似乎进不了前三名。如果我们多把研究的视野瞄向府、县，就不会下这种不那么确切的结论了。
以人物地理来说，把一省的人文地理景观按县计量的有王尚义对山西、陶用舒对湖南历代人物的探索。相对而言，把全国性的人物分布细究到县级的，工作量更大，一般说来也更有趣。如前引缪进鸿的论文及陈国生的<<<明史>入传人物本贯的地理分布及形成原因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2期) 、沈登苗的<<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都是在以统县为单元考核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尽管这些论文还不是很成熟，但为文化地理空间坐标的刻度收缩提供了示范。
在时间单位方面，一般以朝代为主。我国大一统的封建朝代，存世通常是二、三百年，期间，东西南北的经济、文化、风尚会发生较大的变化，遇到战争与动乱，区域人文地理更是此一事，彼一时。如太平天国前后江浙的文教设施及湖南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若都按朝代划分，较难揭示内在的发展规律。故缩短研究时段，也是提高精度的一个有效措施。就明清而言，根据笔者十年浸淫的体会，如果以县为纬，以科年为经所反映的全国各省、府、县的进士和巍科人物的分布，对明清全国县以上行政区的文化地理的划分和发展趋势的洞察，是其他任何单一的史料和研究方法所无法比拟的。当然，这种费时、枯燥的研究方法也是眼下受学术成果量化评估制约的多数学者所望而却步的。如果待宋元(唐似已不可能) 进士题名录的整理出版，效用此法，辅以正史列传人物等材料，近千年间全国及各省文化重心的分布和迁移的轨迹可基本锁定。据笔者对多种人物和社会文化要素的叠加分析，坚信，进士(人物)的地理分布是人才地理乃至广义社会力量地理分布研究的最佳资料(何炳棣语) 。但探索者要尽可能缩小时空坐标，以便更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因此，要提高研究精度，首先要缩小统计的单位，同时，尽可能采用比较权威的文献和吸纳较多的对象。
(二) 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研究
历史文化景观总的来说是各地区长期的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明清学术大师一般产生在文教发达的地区，然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例外。故以为数不多的某种人物或个别文化因子来判断区域文化的盛衰往往是不可靠的。如王会昌在<<中国文化地理>>中仅根据<<明史>>108位的儒生、文士的籍贯，就断定明代江西的学风“集中分布于赣江主流的赣州、吉安、临江、南昌和抚河中流的抚州等地。浙江学风的重镇在绍兴、金华和湖州等地，浙北盛于浙南”。这段话差不多有一半的结论是不妥的。据综合分析，明代江西的学风首推吉安、南昌和抚州，赣州则接近垫底；浙江学风的前三名是绍兴、宁波、杭州，金华属中等水准，全浙文化重心在东部的宁绍平原。可见，用单一的史料往往会以偏概全；要比较客观地点评区域文化，就要进行综合的分析。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地理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象潘光旦的<<中国画家的分布、移值与遗传>>(<<人文月刊>>1卷1期等) 这样跨专业的论文很少，在多学科的、交叉的、综合性的研究方面存在诸多空白。仍以热门的人物地理来说，即使有较多比较史料的论文，也大多没有跳出如列传人物、文官武将、专家学者、进士举人等人物与人物之间进行比较的模式，缺少人物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分析。相对而言，台湾学者陈正祥的<<中国文化中心的迁移>>，就比较考虑综合的作用。虽然，陈文以图的形式来表达量化结果的方法不值得称道(我主张这一领域讲究精度的论文尽量用表，教科书等普及性文章用图更形象) ，但作者是把多种人物指标与自然环境(气候、山川、河流、) 、经济条件(物产、水利、交通、贸易) 、人口要素(分布、密度、迁移) 、政局时势(都城、战争、动乱) 、文化传播(造纸、印刷、藏书) 及风尚习俗等综合阐述得出结论的。更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作者说的是自己的话，用的大多是第一手资料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