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 |
 |
时间：2009-7-24 13:50:48 来源：不详
|
|
|
沙与辨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理论书籍，出版了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王礼锡本人则出版了《李长吉评传》一书，并在《读书杂志》上做广告宣称，该书“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书中为研究文学史的人开辟一条正确的新路。”
很显然，王礼锡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对他积极组织社会史论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假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就不会对社会史论战提供阵地并积极介入。而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爱好，二是受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以及成为时尚的熏陶，三是由于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剖中国社会的最切实的理论工具。应该说，至少在主持“神州”时期，他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王礼锡却不是一位党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乃是基于民主、自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宣讲马克思主义，乃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必有之义。所以，他总是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争取言论自由相提并论。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对其他的主义（如胡适的）持批判的态度，言词也颇为激烈，却没有“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党派意图。
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作为他搞出版、办刊物的主导思想，所以，《读书杂志》具有很浓厚的左倾自由主义色彩。可以这样说，“辨证唯物主义”是神州国光社和《读书杂志》的一块招牌。无论是社里出版的书籍，还是杂志上印出的文章，乃至杂志中的书籍广告，都处处弥漫着唯物论的味道。例如，神州国光社还出版过钱啸秋翻译的恩格斯著《德国农民战争》，《读书杂志》作的广告说：“本书是辩证唯物论的大师恩格斯用自己的方法，写成的一本世界驰名的杰构。他以锐利透辟的眼光，纵横奔放的笔调，剖析德国历史上最繁复的事变。关于农民战争的原因、过程、结果以及当时各种党派的主张与活动，都有详细的论述。”对依据唯物史观写成的著作，杂志也给予强烈关注。公孙无量《郭沫若将有新著》就介绍了郭沫若在日本的情况，说郭“正计划写一部先秦思想批判，全部约一二十万字。这是一部对于中国学术很有关系的书。他对于春秋战国的社会认为是奴隶社会，根据这个崭新的见解去批判那时的思想，一定不少惊人的奇论。”王礼锡《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七种译本》则介绍了布哈林《唯物史观》的中文翻译情况，还在《最近在抢译中的几部书》中介绍了《托罗茨基自传》的翻译信息，他还曾经计划编辑出版《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但恐益滋物议”，才未能实现。
王礼锡这种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和知识结构，使他敏感地察觉到社会史论战是个大有作为的热点。他及时抓住了这个社会思潮的热点。同时，他的一些朋友和同人也给他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使他的设想能够变成现实。
1930年12月初，王礼锡在日本广泛听取留日学生胡秋原、朱云影、贺扬灵、王亚南、汪洪法、梅龚彬等人意见，决定将“研究中国社会性质、寻求中国社会前途”作为“一个重要目标”。他很明确地说：“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将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这种研究和寻求必须从中国历史经济的演变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去了解它的规律和特殊性质，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质言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史中去。”5这段话就是他组织社会史论战的指导思想。
1931年4月1日，40万字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1期由神州国光社（上海河南路60号）正式出版。王礼锡在《读书杂志发刊的一个告白》中表白办刊宗旨和态度，即：“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编者不偏袒争斗的那一方面以定其取舍。”(写于1931年2月15日)后来，在结束《读书杂志》编辑工作的告别辞中，他又重申：“编者并没有任何的主观意见想左右战场使为己用，并没有用任何型去范围作家，总之，并没有以任何政治目的作发纵指使的工具去处分一切作家的自由，要说有政治目的，那只是普遍的争取言论自由，为一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