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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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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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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员等职。1988年9月访问大陆，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他在史学、哲学、文艺理论等方面著述达两千余万言8，其中完成于30年代的《唯物史观艺术论》9代表了他早年对唯物史观的研究水平。
胡秋原是五四以后文化界和思想理论界的重量级人物。许多人之所以知道他，首先是由于他曾经发表文章批评钱杏邨及左翼文学，提倡“自由文学”。正是由于他的文章，才有了所谓“第三种人”苏汶所作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也才有了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批判10。这场不大不小的所谓戳穿“第三种人”的论辩，是鲁迅生平中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那时，胡秋原依仗着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谁也不敢显一显好身手的人群中跳将出来”（苏汶语），站在“自由人”的立场，批评左翼文学“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受到左联一些人士的强烈反击11。值得注意的是，苏汶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和《“第三种人”的出路》中对胡秋原下了非常贴切的考语。他说胡秋原“是一个绝对的非功利论者”，是抱着普列汉诺夫主义“从一而终”的人，“是一个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学院式马克思主义者”。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于“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胡秋原这种“书呆子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是“老喜欢从最遥远、最难解决的问题说起”，“分析到终极，是既不懂列宁主义又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同时，胡秋原也不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12。苏汶的这些话，恰切地反映了胡秋原当时乃至一生的特点。
胡秋原曾经信仰马克思主义，还曾经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他之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思潮卷进来的。通俗地讲，就是赶时髦13。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既难持久，又怀有强烈的个人爱好的色彩。他入门阅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既不是马恩的，也不是列宁的，而是“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1986年，胡秋原曾经说：“我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普列汉诺夫来的，而他是反对他的徒弟列宁的，所以我从未相信’马列主义’。我主张’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14由这种立场出发，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是主张与自由主义结合，二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与党派利益挂钩。这种态度和立场，既不为国民党喜欢，也不被共产党喜欢，而他对国共两党，也均抱着戒备的心里。另一方面，国共两党对他又不乏拉拢统战的意思。然而，促使他最终离弃共产党而倾向于国民党的，还是1935年他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当时，他是共产国际中国部的客人，为中共做事。几个月后，他逐渐发现苏联不仅落后，而且没有效能，苏联人精神上尤其没有快乐自由可言。加上当时斯大林正在搞大清洗，俄人对我国满蒙新疆有野心，民族偏见强烈，等等，使得他因此而怀疑社会主义，并最终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15。
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胡秋原逐渐成为一个反共分子。1954年9月，他曾经写道："在中国，我是最迟的反共者，然而，我也是一个最无条件的绝对的反共者。"16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毕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的，尽管在他放弃马克思主义之后，总是遮掩这一点。论战中，胡秋原发表《略复孙倬章君并略论中国社会之性质》17、《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主义》18、《亚细亚生产方式论》19、《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20等论文，不仅代表他本人的见解，也从侧面反映了王礼锡当时的思想水平。作为学术史上既有的事实，胡秋原当时的本来面目，不是他后来在海外的反共立场所能掩盖得了的。
王礼锡在胡秋原等人建议帮助下创办《读书杂志》后，先是刊载了杨东莼、胡秋原、张竞生、王亚南、周谷城21等人的文章，鲜明地贯穿着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其中，胡秋原1931年2月20日完成于日本早稻田的《文艺史之方法论：欧洲文艺思潮史绪论》一文，根据普列汉诺夫的论述，专列“唯物史观”、“社会学底方法论”等章节，明确写道：“能探着历史变动之中心动力，对于社会形态及精神文化形态之发生变迁作完全之解释者，只有辩证法唯物论的历史方法：唯物史观或社会学底方法了。至少，在今日，我们没有什么怀疑这科学方法的根据。……唯物史观实在告诉了我们以社会发展之秘密，有了这辩证法唯物论的历史方法，不仅使我们在一般历史现象社会现象之理解上，得到一个真确的途径，而且也使我们在文学研究上，得到一个最正确的科学方法。”这样的言论，表明了胡秋原当时对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真实立场。
作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这期间胡秋原连同王礼锡搞的一个最大动作，就是共同发起对胡适的大批判。1931年6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出版，发表胡秋原《贫困的哲学》、王礼锡《活文学史之死》等文章，对胡适给以严厉抨击。王礼锡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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