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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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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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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说说：“胡适之先生自五四运动一直到现在，没有反对过帝国主义，且根本不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产业发展前途的障碍。在去年的一篇‘五毒’的文章中，并根本否认帝国主义足为中国的障碍。口口声声嚷着‘贫穷’，而伏贴于帝国主义剥削之下口口声声叹息自己的不争气。实在是无出息的资产阶级的代表。”可见，他们已把阶级分析方法运用于大批判。实则，在尊奉自由主义的基本点上，他们与胡适可称同志，只是在思想宗尚上尖锐对立。自由主义使他们能够容忍不同于自己的主张，阶级分析的方法使他们批评起别人来又毫不留情。像胡秋原、王礼锡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在社会史论战中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店的。 三 朱其华挑战陶希圣
《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社会史论战的正式展开。
创刊号上，王礼锡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并在1931年2月17日写于东京的《编者的话》中表明开辟这一专栏的态度：“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真确的认识，很难确定中国政治的前途。所以本志特为这个问题，设一个‘论战’，第二第三几期对这个问题都有意见不同的文章发表。”专栏首期发表了朱其华与陶希圣讨论中国封建制度的通信，论战正式开始，尔后很快引起北京、天津等地学者的关注，还波及到海外。
这个期间的讨论，虽然也涉及古代历史，但主要是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是围绕着现实问题展开的。在这个阶段，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奴隶社会问题、封建社会问题等等，都还是初步涉及。1933年9月，《读书杂志》停刊，论战开始转入第二个阶段。转年，陶希圣组织“食货学会”，创办《食货》半月刊，标志着第二阶段讨论的全面展开。第二阶段的特点是，主要地不再围绕社会性质讨论问题，而是更深入地转入对社会史、社会形态理论的探讨，因此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一类问题被凸现出来。不论从人员构成上看，还是从讨论的问题上看，抑或从探讨的激烈程度上看，1933年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分界线。
朱其华，字亦明，原名朱新繁，抗战期间化名柳宁。著有《中国资本主义之发展》22，《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没落》23，《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24，《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25，《社会革命之思想与运动的发展》26，《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27，《中国经济危机及其前途》28，《中国近代社会史解剖》29，《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30等著作。他的论著虽然数量很多，见解也清楚明晰，但在当时，却被许多人认为水平不高，甚至有人说他只会抄袭有关年鉴资料。
从归属上看，当时一些人认为他属于《新思潮》派，即中共斯大林派，或曰干部派，实则他只是《新思潮》的外围，只是拾取、抄录和综合一些与《新思潮》相合的观点来发表。目前，还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他与《新思潮》派具有组织上的联系，在“社联”及与《新思潮》有关的人员名单中，均找不到朱其华的名字。此外，1931年10月29日，他给王礼锡写信说：“现拟作《再论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论战对象，除陈独秀、彭述之、严灵峰外，复有李立三、沈泽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尚拟作《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主要对象为批评郭沫若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郭氏此作，见解荒谬已极，矛盾百出，而此书销路颇佳，诚有痛斥之必要。”也证明他不属于《新思潮》派。因为《新思潮》派绝不会抨击李立三、米夫。不过，他的基本见解，确实与《新思潮》一致，所以，《新思潮》派对他也没有做过任何评价，既无赞扬，也无批评。
朱其华在北京担任一个小职务，每月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上海，是前期社会史论战的一个重要角色。1931年2月16日，他在长江尽头一家医院完成论文《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对陶希圣、顾孟馀、陈独秀以及拉狄克、托洛茨基的封建主义理论提出系统批判。他提出：春秋战国以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中国封建制度的破坏，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即西欧资本主义先进国对中国开始商品侵略以后，但一直到现在，封建残余在社会经济结构中依然占着主要作用。目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彻底肃清封建残余。
可以看出，朱其华是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说”的，这与郭沫若一致。他所谓19世界下半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开始破坏，但封建残余依然占主要作用，与中共所主张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说”一致。但是，他是从“封建制度”这一条线立论的，所以结论是“肃清封建残余”，而《新思潮》派是从封建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入侵这两条线立论的，所以结论是“反帝反封建”。这应该是他与《新思潮》派的一个差别。不过，总的来看，朱其华看到了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性，目光是准确的，值得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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