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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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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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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帮口的作家供给发表主张的园地，即是起码的民主斗争。”6
实践证明，王礼锡的告白是真诚的。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其身份是一位编辑，而不是一位论战的参与者。他所谓“不主观地标榜一个固定的主张，不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与他确定的“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的指导思想并不矛盾。事实是，参加论战的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即所谓“唯物的辩证法”。在这个共同的大前提下，他们的主张五花八门，提出的“公式”各式各样，作为编辑，当然不应该“确定一个呆板的公式去套住一切学问”。王礼锡的方针，用当代的术语说，就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这种兼容并蓄、不拘一格的自由马克思主义的办刊方针，客观上为共产国际派共产党人提供了言论园地，也为国民党的“新生命派”、共产党的“托派”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舞台，使杂志内容丰富而庞杂、热闹。据托派成员王凡西后来回忆，王礼锡“每尝以蔡元培自况，故作家中自陶希圣等起，中经斯大林派，一直到我们托派，他都一视同仁。在1930年初期，他跟反对派特别接近些，刘仁静、李季、王独清、彭述之、杜畏之、彭桂秋、吴季贤等都和他来往甚密。”7正因如此，王礼锡在中国大陆曾经被指责为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反动文人，这显然是出于阶级分析方法的机械推演，缺乏事实根据。事实是，国民政府当局对王礼锡这种自由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颇感头痛，曾设法予以干预，《读书杂志》在“黑暗所笼罩下”遭到“一班恶魔的毒辣的攻击，以至于体无完肤”，“谣诼交至，狂吠四起”，“不必检查即普遍没收”。
须指出的是，当时许多学者的生活处境非常困窘，写作环境极其艰苦，出版著作很困难，王礼锡客观上为这些学者解决了生活困难；不但使他们的观点能够得到通畅的表达，还通过稿酬解决了他们的实际生活问题，造就了一批出色的理论家，出了一大批理论成果，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为人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社会，甚至为中共“半封建半殖民地”结论的深入论证和定型，都作出了贡献。说他是社会史论战中的蔡元培，是不过分的。
当然，王礼锡中立、超脱、人道的立场是编辑的，限于组稿和编刊，而非学者的。作为有权利的编辑，他没有滥用特权，没有搞话语上的霸权。但是，作为学者，他却有自己“固定的主张”和“公式”。他本人也发表了一些社会史方面的理论文章，并且与胡秋原一起，形成独具特点的一派，后世称之为“读书杂志派”，直接成为参战一方，并不中立、超脱。不过，作为学者的王礼锡显然算不得优秀。他的论战观点，明显受胡秋原影响，基本与胡一致。例如王《古代的中国社会》提出：“中国殷代以前，已经脱离原始社会，进于氏族社会。不过氏族社会始于何时，这是无法推断的。中国有信史自殷代开始。殷以前，都是传说时代。殷代是正在崩溃中的氏族社会，而有初期封建社会之萌芽。”即来自胡秋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上）》。后者提出的中国社会史分期是：原始社会时代，殷以前；氏族社会时代，殷；封建社会时代，周及春秋战国；专制主义社会时代，秦至清末；专制主义半殖民地化时代，鸦片战争以来。可以说，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无多少创获。这同时也就可以再次印证，王礼锡具有双重身份：一是自由主义的中立超脱的编辑，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倾向性的学者。王礼锡对这双重身份的处理，相当成功。 二 王礼锡的同志胡秋原
王礼锡学术思想和私人感情上最投合的朋友是胡秋原(1910－)，然而无论是学术思想还是个人经历，胡秋原都比王礼锡复杂得多。
胡秋原，原名胡业崇，又名曾佑，别号石明，湖北黄陂人。1929年赴日本，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及普列汉诺夫等人著作，积极关注并参与国内的社会史论战，成为“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放弃日本学业，在上海主办《文化评论》，宣传抗日。1935年，受第三国际中国代表团之邀，赴莫斯科访问，对苏联深感“失望”，放弃马克思主义，转而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文化史观”。1945年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1948年当选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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