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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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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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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与当时的论述相比较，朱其华的见解更接近中国历史之实际。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朱的见解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派别的重视。《新思潮》派固然对他保持沉默，其他派别的学者却对之毫不掩饰地予以嘲笑和抨击，说他根本就不是学者，大有不把其放在眼里的架式。例如，托派的严灵峰1931年6月13日在上海作《在“战场”上所发见的“行尸走肉”》一文，大骂他是“行尸走肉”。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的胡秋原在给王礼锡陆晶清夫妇的信中则骂他“挂羊头卖狗肉”，说他“骂旁人是机会主义，而他自己实在是机会主义者之一”。更令人奇怪的是，面对这种人身攻击性的谩骂，朱其华本人居然未作强硬的回应。尔后，更多的学者对他不屑置评，他便淡出了论战。
朱其华致陶希圣的信1931年1月23日写于南京。信中对陶希圣的“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提出质疑，重申他本人的“崩溃于十九世纪中叶，即国际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可是一直到现在，封建势力还占强大优势”说。
他认为，陶希圣关于“封建制度崩溃于春秋战国时代说的最大根据”，即“商业资本的发展，封建诸侯的衰落，君主集权国家的建立”，“都不足以作为封建制度崩溃的说明”。这一点，差不多是许多反陶人士的异口同声，确实比陶希圣合理并站得住脚，也很可贵。
可是，朱其华对自己的见解又很不自信。不久，他给王礼锡写信，便说：“第一辑所发表之拙作，系十个月以前旧作，现在弟之见解虽无变更，但对旧见解增加不少补充。为补救此缺点，故弟极愿在第二辑上发表新作。”
陶希圣当时已经俨然是社会史研究的权威，他没有正面回答朱的问题，而是采取迂回包抄的战术，认为朱的立论前提有问题。31日，他给朱回信，只简单指出：“商业资本固然没有转变新社会形式的作用，却有分解旧社会形式的作用。”这是陶希圣的一个核心性的见解，运用了他的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即商业资本，而“转变”与“分解”的差别，是他分析商业资本作用的核心方法。
陶希圣认为，朱其华的见解实际是以论带史，因而冷冷地说：“先定结论而后去求前提，远不如大小前提既定之后再定结论。”
到1932年3月26日，朱其华在香港写《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一封公开信》，声明：“在《读书杂志》论战号上所发表的著作，不足以代表我全部意见的万分之一。”接着，列出自己的论著名单，得意地说：“我觉得，我已经发表的意见已经把论敌的见解打得粉碎，论敌已再没有武器可以和我作战了，因此，我可以鸣金收兵了。这一封公开信，就是表示我以后再不参加论战，在论敌没有拿到新武器以前，兹声明：以朱新繁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已毁或尚存，我全部否认，因此项稿件，大部非本人所作，我必须绝对否认。以朱其华名义发表的著作，无论长篇短论，我对读者完全负责。全部是以外国译文发表，虽然美日友人的翻译都绝对可靠，甚至比我的原作更有价值。”至此人们才明白，他早前的许多稿件，原来都不是他本人写的。朱其华与陶希圣的论战就此结束，朱其华就此淡出，而陶希圣则继续占据着《新生命》派坛主的位置。 注释：
1 《读书杂志》创办前，《新思潮》、《动力》、《新生命》已经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
2 贾植芳：《〈王礼锡传〉序》。《王礼锡传》，顾一群、王士权、王效祖著，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参看顾一群、王士权、王效祖著《王礼锡传》。第33－34、39页。
4 顾一群等著《王礼锡传》，第53页。
5 顾一群等著《王礼锡传》，第60页。
6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4辑《编后》。
7 《双山回忆录》，第178页。另参看唐宝林《中国托派史》，第133－134页。陶希圣为《新生命》派首领，斯大林派即《新思潮》派，反对派即托派。
8 参看李敏生《胡秋原著作目录提要》，载李敏生主编《胡秋原学术思想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36－442页。
9 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
10 鲁迅：《论“第三种人”》、《又论“第三种人》。参看陈漱渝主编《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中国文联出版公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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