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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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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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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建国前期，除范吕通史外，正式出版的通史还有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1954，人民出版社)，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主编的《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出版社)等．后者为干部简明读本，高校一般不采用。另外，有些高校，如东北师大、华东师大都自编有教材，未公开出版。
③翦伯赞《中国史纲》除重庆两版本外，1947年上海大孚出版公司出版了内地版，第一卷还有1950年的三联书店版。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至1955年已经出至第5版(由三联书店出版)，最后一版为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作者一直想能有时间“复写一次”，后因政治上遭受不白之冤．身陷囹圄，未能如愿。
④《中国通史简编》1949年曾重版，而后修订本第一编出版于1953年，第二编完成于1957年．第三编上下册分别出版于1965年4、7月。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编总计110万字，自远古迄隋唐五代十国。第三编下册文化部分特别精彩，其中唐代文学成就部分，是范老在遍读唐人诗文集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唐代佛教部分．不仅先经助手多年分类搜集资料，考订周详，且多范老独到之见，圈内人亦多倾服。
这里，需要特别一说的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的写作和修订，主旨是要努力写出一本完好的“中国人民需要的”，“人民自己的历史”。但他始终认为，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是一个不断完善的探索过程①，强调以尊重历史、冷静批判的态度会通中国历史，需要独立思考，不能放空炮，更不能主观教条．表现在中国通史编纂上，他有主见，但不武断，勇于坚持，也勇于修正。1957年，他在北京大学讲演，强调中国史学的传统是“文史兼通”，说“现在有一些史学文章，往往不能引人入胜，反而能让人败兴，不愿卒读”，无非“马曰列曰”，终日言，如不言．他还尖锐地批评“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②他对通史编纂真谛和困难的认识，与百年来诸多前贤还是有许多声气相求的共通点。他一如张荫麟，不约而同地发出编著中国通史“极为艰难”的感慨．在他看来。一本比较完好的通史，“第一要直通，第二要旁通，最后要会通”，正与梁氏语遥相呼应。③百年的通史实践，证明范老此言不虚，没有断代史、专门史、地区史、民族史等等各种局部性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浮光掠影而过，通史总难脱浅薄之讥，如若没有综合性的提高，水乳交融的会通，灵光闪现的评述，神散形枯．那更算不得具有时代气息的“完形”④通史。可惜我们当下的历史教学，也包括中国通史编著，往往未能好好体会自梁启超至范文澜等前贤语重心长的许多提醒，这是不能不引以为憾的。
范文澜通史未竟之业，后由蔡美彪等接续，经长期艰辛努力，终于以十册的形式完帙，易名为《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的出版因“文革”而中止，到1979年独缺的第一册才问世，四册(后合并为上中下三册)始告完璧．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978年前也仅出版了三册，现在七册也已经出齐．八、九十年代，各地、各高校编著的各种通史教材，风涌而出，可谓不计其数．至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12卷．至此，汇合全国各断代史、专门史知名专家、吸纳数十年史学研究成果，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巨型《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被称之为中国通史“世纪压轴之作”，百年中国通史编纂也就划上了句号。⑤
笔者上述历史回顾，虽篇幅不短，但没有采取照单全收、滴水不漏的做法，自然免不了有主观选择的偏差．⑥但自问对那些有特色、有代表性的通史著作，我是抱着十二分的温情与敬意去瞻仰的，唯恐有所失敬。现在，大家正企盼着新世纪通史著作的闪亮登场．这种新通史，当然是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有新的视界和追求．据我揣想，这种局面，决不可能是一部著作“定鼎天下”，而必是各种风格、流派竞胜的缤纷世界。
(作者王家范，1938年生，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学系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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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学生时代即受范老《简编》1955年修订版的启蒙．现再翻出修订本第一编“再版说明”和“绪言”重读．仍对先生的治学严谨感佩有加．他在1951年对旧本的自我检讨．涉及到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可能遇到的许多难点．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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