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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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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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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产生。“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因此先生对于社会进步是持一种积极渐进的立场，颇希望在“世界大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之际”，先明白自己的情况，然后理性地决定或迎或距的方针，“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一部好的通史，贵在“上下脉络连贯一气”，有“一贯的精神”．然而史家的精神气质，特别是对国情以及中国前途的理解因人而异，著作也就必不可免地要凸显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吕氏中国通史》在诸多通史中风格独异，特致意于“大文化”(核心在制度变迁)，与钱穆《国史大纲》文化本位立场两相对应，更像是同一条大河分歧出南北两派，水脉波涌迭进，而同归于救亡图存大旨。吕思勉执教常州府中学堂时，钱穆曾在其门下受业，故两人有师生之谊．田然笔者细品两先生学术风采迥异，冒昧陈言：若说钱先生身上犹存文化贵族气息(当然陈寅恪先生更是典型)，那么吕先生却是属于平民气息较强烈的一位。两人在贯穿通史“一贯精神”上取向的异同，由此或可获得一二通解。
吕思勉早年受康有为“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影响至深，乎昔就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历史考察深入至社会日常生活，尤精心发掘史籍中社会各项制度的变迁情节，这在同辈史家中应屑罕见。自述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③他对马克思的“大同”理想与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两点最为服膺(于阶级斗争一说则颇有保留)，而这恰恰是与先生内在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并非随风跟进．因此《吕氏中国通史》的“一贯精神”，却在指示社会进化以制度的缓渐变迁最为紧要。政治、文化均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异，各种制度也就显示出可以分辨的历史演化轨迹．因此，在先生看来，把握制度的细微变化，理清社会生活各方面来有因、去留迹的变迁路向，是史家阐释和理解人类历史不断渐进的重要依据，中国自不例外。
《吕著中国通史》在述论“理乱兴亡”与“典章制度”两大方面均有出色成就，后者尤胜于前者。顾氏在《当代中国史学》中即称此书“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制度研究，特别是贯通古今、涉及全方位的制度沿革，要从琐细繁复的史料中梳理出明晰的头绪，没有特别大的阅读量不能办，没有比较鉴别的功力更不易跳出“深井”。由于先生此前已有长期研究积累，不仅厚积薄发，且提炼更趋精粹，这是当时许多人想做而难以做到的。先生以期望中国进入新时代、走向世界“合流”的特殊史学关怀，考辨中透出的议论，确多有不同凡响之处。④如论婚姻以男女平等为旨归。预言家庭制度必当改革，论财产谓均贫富宗旨虽善而方法未善，是：不谙现实变化之故，论阶级称“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论政体推崇民主原理，但感慨中国无代议政体的历史条件，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等等，都是由丰富的本土历史感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思虑特别的深邃。然而，笔者尚无从验证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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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氏中国通史》上册“文化”囊括有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等十八个专题，内容之广泛，完全与今“大文化”涵义相合。先生于西方社会学译著多有阅读，可从《吕思勉遗文集》(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得到佐证。
②前引《蒿庐问学记》收有钱穆《回忆吕诚之老师》一文．实摘引自钱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其中记40年后师生会面于母校，有“此学校四十年前一老师长，带领其四十年前一老学生，命其在此演讲”等语，师生感情融洽无间．读来令人感动。
③参前引《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1920年条所录“沈游通信”片断(89页)．以及1930年条所录1952年《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的自我追述(152页)。
④吕思勉先生于20年代曾编写过《政治经济掌故讲义》，修订后改称为《中国社会史》。1929年曾将其中婚姻、宗族，国体、政体、阶级分作五种单行本由上海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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