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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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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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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多以观点内敛含蓄取胜，而《国史大纲》独有“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一世之雄”气概，笔锋所至，自我张扬，一如其课堂上谈笑风生。书前载《引论》一篇，洋洋洒洒二万字，被陈寅恪赞为“近世一篇大文章”。《引论》在出书前，授昆明《中央日报》先行刊布，轰动大后方。据其弟子李埏回忆，赞许、反对或两可立场者相持不下，“(西南)联大自播迁南来，学术讨论之热烈以此为最”．先生言：“一篇文章引起如此轩然大波，是大佳事．若人们不屑一顾，无所可否，那就不好了。至于毁誉，我从来不问。孔子说得好：不如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⑤
《引论》的大旨，力主对本国历史、本国文化持一种温情与敬意的态度，强烈批判世纪以来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变相的文化征服”等倾向，而对史学“革新派”之“宣传”色彩更屡致不满，称其为“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这种立论鲜明、强烈出击的做法，无异是将自己主动地卷进当代思潮冲突的漩涡中心，困顿于四面楚歌，但《国史大纲》实也仰赖于此篇议论的热烈锋利，文采优美，对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始终保有鲜活的吸引力，历史叙述的本身，细读者反倒是愈来愈少了。笔者感慨，20世纪前半期通史编著的富有个性以及多元共存的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很值得眷恋的历史记忆．其时各鸣其鸣，言为心声，呈现出一种少有的学术紧张，由此也获得了新史学成长所必要的思想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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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美国学者邓尔麟著有《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对先生的身世背景有极详尽的描述，可加深对先生学术精神的理解。
②笔者至今未曾见到有《国史大纲》版本源流的相关专文．综合著者与诸贤回忆，仅能粗略陈述于下：本书著者定稿于1939年6月，初版于1940年，印制于上海，转运到大后方仅有效万册，乃在重庆、长沙等地另印国难版。先生于书成后，仍感不足，时有修订手札与诸生交流。1972年起着手增订，加插地图，弟子严耕望曾助一臂之力，故台湾增订第2版应完成于1974年。本书1949年后，港台重印甚多，且国外有英文译本，大陆商务印书馆则于1996年始重印修订第3版，多次增印，销量可观。
③严耕望：《治史三书》“钱宾四先生与我”。
④《当代中国史学》以百年史学(1845—1945)为断，故谓钱书最后出，似有误．张氏《中国史纲》第一册石印本于1941年方出，1942年才定本，至少晚于钱著一至二年。吕著《中国通史》上册于1940年出版，约略同时，下册则晚至1944年．这里还没有包括为著者所不论的，1941年后陆续出版的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三氏通史。
⑤李埏回忆文章，载李振声编《钱穆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上述争论的激烈，等到20世纪末该书重返学坛时，仍不减其势．如有人认为钱氏批判之诸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若存此温情与敬意，文化大革命当无由发生”。反对者则认为“我们总不应当停留在孕育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古代中国(特别是封建专制的)层面上而深怀温情与敬意”。
综观《国史大纲》，包括上述《引论》，若误以为先生是一个不明时代变迁，对西学浑然不晓、一味守旧的人，则大谬不然。《引论》对中西历史节律、神韵的比较，形容“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西洋史几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韻悠扬也”，能如此道出“内敛”与“外倾”两种状态各异的微妙历史意境，决非闭目塞听者能凭空道出．然其宗旨，实坚持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可因与西方有一时之“落差”，即病急乱医，实行“自顶至踵脱胎换骨”的手术，强调非赖自己内部“生原”、特别是“精神”的挥发，国运无以脱难而开新．因此他认为新通史“最主要的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由此种文化本位的追求，《国史大纲》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及其演进脉络的梳理确有显著特色。无论分期系统，还是对每一时段特征的界定，往往能以数语笼括一代大局，而细品其味，关键总不离士大夫知识精英的沉浮起落，故于士人政治之参与程度、士气学风之盛衰正邪，以及学术自由精神之抑扬顿挫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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