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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2)

时间:2009-7-24 13:50:53  来源:不详
研究》1996年第2期.林先生在尔后发表的《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里则定位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代表性的奠基之作”。前后语意无大的差别。后文载《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会的改造是不能成功的,因此肩负着一种职责,要为人民革命事业呐喊开逍。郭沫若尽管大胆地勾勒出了中国历史五阶段的“框架”①,在当时及以后,一直没有可能自己动手来编纂完整的中国通史.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遗憾,如同另一路向的新史学开拓者梁启超。这两位豪气横溢、运笔汪洋恣肆的文坛天才,假若能在当时完成双峰对峙的两部中国通史,让读者见识到意见的对立并不会障碍通史阅读的赏心悦目,会是何等的精彩!②

抗日战争的开展,为人民革命事业创造了空前大发展的机缘。在文化方面亦然如此。1941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编纂史上的一个闪亮的年代。该年5月,香港生活书店推出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秦统一前);9月,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北宋以前),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发行.这两部具有时代标志性的新型国史,在1948年与1946年都以完壁的形式进入通史之林。③另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即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在1943年与1946年由重庆二家出版社先后推出,仅有第一、二两卷,迄秦汉而止。

吕振羽编撰《简明中国通史》,其孕育、积聚的时间最长.他是紧随郭沫若之后,在史前社会、殷周史以及中国民族史、政治思想史等许多领域耕耘开拓最勤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据有关研究者介绍,吕振羽由经济学转向历史学研究,主要是受李达的推动,一开始就确立了“要生动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尽可能充分地搜集史料”两条要则.④在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三部专著,写作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完成了许多重要历史问题(如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长期迟滞、资本主义萌芽等)的独立思考。没有疑问,作为一名共产党人,既以社会革命为己任,编撰中国通史的意向是非常明确和自觉的。早在1928年.上海曾发起两种力量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场“论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趋向.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战场,又延伸为“中国社会史论战”。辩论的“反方”无非是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又短暂,中国现在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先(前)资本主义制.他们的观点是直接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需求相对立的.⑤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吕振羽作为一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勇士,逐渐从“战斗”中锤炼出自己对于中国历史的新见解,形成了体系性的认识.这样也就容易理解,以反帝反封建为主旨的人民革命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编纂,必要以五种社会形态的落实为重要目标;针对论敌的观点,特别是在史前史与殷周社会性质问题上,花的考研工夫最深。吕振羽读的书很多⑥,思考也很深,因此虽与郭沫若处于同一阵营之中,但从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得出了殷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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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顾氏的《当代中国史学》把郭老的这部著作列入了“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成绩”一节,虽然也给予了殊为难得的较高评价,有“同情地理解”的气度,但显然对它的目标指向缺乏足够的估计。郭老在1928年8月定稿的《诗书时代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里已经把“中国社会历史之发展阶段”表述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进入了封建时代”,并认为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1911年终于出现了市民阶级领导的“资本制革命”。代替资本制革命的,当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把五种社会形态学说准确落实到中国历史上来,是郭老等新史家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完善、“学术本土化”的重要标志。
②郭沫若在1947年4月10日为该书重版写的《后记》里,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又承认“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自云或许是“浪漫的性格”使然,“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末一句话,今天读来感到特别地有余味。1962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史稿》,郭老是作为集体编写的指导者(主编)出现的.笔者在此冒昧地说,《中国史稿》的文字和叙述风格,不复有郭老当年的豪气和活泼清新的气息。那种凝重而严肃的“经典”叙述风格,使可能有的许多创见或个性化的论断,在集体编写的形式下,难以找到尽情表现的舞台。《中国史纲要》和白寿彝总编的《中国通史》亦然有这种缺憾。
③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下册,于1948年由大连光华书店首版。《中国通史简编》中册,北宋到清中叶,由延安新华书店于194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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